老出版人钟叔河:被划右派 错在有思想
2009年07月02日 09:35 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参加工作之初,应该说是充满了热情。李锐和我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他那时候是《新湖南报》的社长。

我在报社的头两年还是很顺利的,我写东西比较快。后来我就在记者组,记者的稿子我先看一下文字,领导交待说,觉得哪些稿子好,就可以发,文字上可以改一改,修饰一下。但是我并不签名,也没有资格审稿,因为记者组还有组长。我做这些事很顺利,后来给我定的级别也比较高。

但到了1957年,办报纸越来越让人乏味,群众也不喜欢看报纸,说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我那时候到常德去采访,常德人休息时喜欢去茶馆坐坐,我想写一篇文章叫《常德的茶馆》,结果不让写。这时,地主早就被镇压了,戴了帽子,他不敢去坐茶馆,坐茶馆的是劳动人民,下了班,休息了,去坐一下。这时,沈从文又发表文章,周作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长年”,我建议报社请他们写文章,也不行。

后来“反右”开始了,我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开除了我,要我回家的时候,反右的负责人给了我一份材料,说你的错误比别人都严重,有人成为右派,是因为他有事情对党不满。你不是的,你没有涉及个人的问题,你的意见讲的都是不民主、不自由,民主集中制有问题,不必这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根本问题,所以你的问题特别严重。用他的话说,你错就错在有思想,有一整套反动的思想。报社的“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本十多万字的《钟叔河右派言论集》,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48条,包括了我对自由、民主的观点和言论。我最初想不通:解放前我是个坚决反对封建和独裁的革命青年,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

抱着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目的,在被开除离开报社以后,我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读书,主要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我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并设法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加以传播,结果,有人检举、揭发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又引来了1970—1979年九年的牢狱之灾。

1970年,我被判刑十年,因我解放前学过几天机械制图,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技术人员,便把我分到机械厂的绘图室里了。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帮我从职工图书室借来了《二十五史》,我一有空就读史。我深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早已折磨得虚弱不堪,脊椎骨折、腰劳损、气管炎……在劳改队,偶然得见的潘汉年曾对我说,你还年轻。这话给躺在黑暗监房里的我增强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投身出版 力主新编《曾国藩全集》

1979年3月我被“提前释放”出狱,9月平反了。我不想回报社了,经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先生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钱钟书先生要董秀玉领我去他家见面,建议我将总序和各篇序论(导言)印成一册,并破例主动为之作序。

解放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救中国,因为他属于过去一代的人物。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在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在文化工作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工作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很活,是可读的。

另外,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所以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你要批判周作人,你就得看他的书,你不看他的书怎么就去骂他呢,也骂不到点子上呀。而且,你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我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就从这一点出发,讲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搞国家规范,就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我说那不行,原来的漏掉了大量的没有收集的东西,如果要做就必须重新编订,把曾国藩的所有资料都要全部收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不久后,我调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北京的会已经开过了,岳麓书社已经把《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一个学中文的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位同志更适合文学书的编辑工作,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编。唐浩明学过工科,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经过科学技术的训练,思想方法比较细密。我对唐浩明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在研究生阶段还学了文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责任编辑,负责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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