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讲述在死刑号的日子如何死里逃生
2010年04月09日 17:26 南方人物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张郎郎在死刑号的日子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本刊记者吴虹飞实习记者覃宪秋发自北京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年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社”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说,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说:“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说,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说,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着。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别。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说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说的,全都说是我说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说过没有?”“好像没说过……”打!“说过说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说,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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