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罗隆基曾是《益世报》主笔 两度遭暗杀
2010年09月08日 11:03 城市快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津中里原址上现为一片砖混结构居民楼,小区仍沿袭使用旧名“津中里” 摄影/蔡志文

贵州路津中里

罗隆基旧居

津中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贵州路上的一条里巷,早已不存。津中里原址上现为一片砖混结构居民楼,小区仍沿袭使用旧名“津中里”。

罗隆基

(1896-1965),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

作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天津则是他传奇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个城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罗隆基应聘天津《益世报》做主笔,同时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其间他一直居住在旧英租界津中里。关于“津中里”的旧居,研究者及罗隆基本人都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提起,但从未细致描述,只知道在贵州路的津中里,曾经有一个罗隆基“在天津的家”。

清华园里“罗疯子”

在罗隆基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罗隆基出生这天,罗母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了一条大蛇,吐着信子,盘在床后,既不伤人也赶不走。村里老年人观后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按照江西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为“龙叽”。罗家人于是就给孩子取了“龙叽”这个乳名。

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期间,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思想更是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文笔犀利,很早就显示出他在撰写时评方面的特长。那时候,马列主义书籍被斥为“异端邪说”,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等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他甚至不经学校同意,就把李大钊那篇《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在学校走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的特立独行,让老师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同学们则给他取了一个“罗疯子”的外号,倒也“形神兼备”。

“五四”运动期间,罗隆基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主张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又赴英留学,成为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高薪应聘《益世报》

1928年罗隆基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当时的罗隆基在执教之余,常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主张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批评当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的政策,特别反对个人独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新月书店也把他的演讲编印成小册子,宣传抗日。罗隆基的这些言论引起了《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的注意。在刘豁轩的大力推荐下,天津《益世报》决定聘罗隆基担任社论主笔。

罗隆基晚年曾回忆,“我和刘豁轩素昧平生。经过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子坚从中通讯联系,我接受了聘约。刘豁轩代表天津《益世报》在聘约里主动提出以下两个条件:(一)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益世报》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创办的),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每月薪金五百元。”月薪五百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令人瞠目的“高薪”,打破了当时一般报馆的薪酬纪录。当时天津《益世报》经营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如此高薪,一方面显示了报社的诚意,另一方面也说明罗隆基的价值。

1932年1月12日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社论,题目是《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他抨击国民党内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个人派系之争,讽刺国民党所吹嘘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伪政局。1932年1月26日,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两天,罗隆基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从此以后,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对蒋的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批评言论。一时间《益世报》销路大增。

但是罗隆基的社论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益世报》总编辑多次受到“警告”,要求报社与罗隆基解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抗争之后,终于在天津沦陷后,面临严重威胁,报社经理生宝堂被日军绑架杀害,罗隆基逃离天津,南下参加抗战工作,天津《益世报》停刊。

两次逃过“鬼门关”

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断向报社施加压力,“他们亦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提出过威迫利诱的交涉。报馆负责人和我本人都没有接受这些警告和干涉。”

1933年7月,4个国民党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们到天津先要拜见天津名流潘子欣。潘子欣有“天津杜月笙”之称,特务说明来意后,潘答道:“我不认识罗隆基,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潘子欣其实与罗隆基早就相识,特务走后,他立即来到罗隆基在天津英租界贵州路津中里的住处通知罗,让他立即离开天津。一星期后,潘子欣又到罗隆基家中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已告诉特务说罗是我的好朋友,我已劝罗今后写社论应采取较和缓的态度,我亦将电蒋公请对罗多加原谅。我要他们回京去复命。他们已答应了。此事可告一段落。”罗隆基也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没想到三天后,当他正要离家去南开大学上课时,突然接到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罗答道:“是的,我来的。”随后,罗隆基越想越觉得电话蹊跷,于是打给南开学校电话总机,是否有学生向他打过电话。总机回答“绝无其事”,罗隆基立刻警觉起来。他当即决定不乘坐自备汽车,改乘报馆的中型汽车去学校上课,并且在途中避开常走的道路,绕行到南开,不料就在他快要到达南开大学校门时,竟遭到四个特务枪击十余枪。幸好他立即平躺在座位前面的空隙中,才躲过一劫。

罗隆基晚年回忆:“当日晚间,津市马路传闻则谓罗隆基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矣。实则我当日下午改乘有篷人力车安全返家休息了。第二天清晨,京沪友人致我的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已纷纷而至。我阅读这些悼电,真是啼笑皆非。”

第二次遇险是在天津沦陷后。1937年8月的一天,《益世报》经理生宝堂电话约罗隆基去报馆商议重要事情。罗隆基乘自备汽车到万国桥(解放桥)头,忽然被一个同学拦住。他告诉罗隆基万国桥上正有日兵驻守,检查行人,这个时候过桥怕是有危险。罗隆基于是立即邀请这位同学到附近的新华银行午餐聊天,等待日兵撤岗后再去。“我到了新华银行后,即用电话通知生宝堂,不意他因候我许久不来,已乘报馆汽车到英租界去了。我用电话四处探询他的行踪,回话都说‘生经理未来。’”

谁知道,这一天的约定竟成永诀。当天下午六时左右,报馆的司机回来了,满面流血,衣服破烂。司机说,生宝堂在万国桥上被日兵绑架去了,关在一个水牢里。并说,日兵详细探问罗隆基的相貌衣饰和自用汽车牌号。这一天,罗隆基躲在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直到深夜,乔装打扮才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他搭汽轮离开天津,经青岛转到南京。直到八年后,抗战胜利,罗隆基重返天津,才知道生宝堂经理就在那天遇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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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樱健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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