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创作悲剧:解放后没写好作品 临死仍说我要写
2010年09月25日 09:44 北京青年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编者按

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从9月22日起,本版从寻访、怀故、忆亲等不同角度连续刊登文章,以增加读者对他的了解,并表达我们对这位文化大师的敬意。

时值中秋,愿大师的百年清辉伴随着当空明月,慰藉着我们对光明的向往。

■爸爸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爸爸觉得他向往的新世界已经到来,衷心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完全不去考虑已有的艺术成就和地位,全心全意地去做任何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些他不熟悉、不会做的事情。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礼宾司,爸爸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送往迎来,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记得,接待包括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在内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爸爸反复地去查看舞台的地板,唯恐损伤这双金贵的“国脚”。那时,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真的觉得都没有用了,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他以一种近乎孩童的天真,来接受新事物。爸爸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看问题做事,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偏激、过头、夸张,就像他演戏经常过火一样。他当时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的感情色彩,来否定自己和自己的剧作;来赞美,可以说是虔诚地崇拜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爸爸,心里是非常非常快活的。

1954年,爸爸开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第一个创作任务。他怀着谦恭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到军管会领导下的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目睹了工作组在医生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但是这部戏他写得很吃力,最感到困难的是党委书记董观山这个人物。创作中,周围意见纷纷,这个人让这么写,那个人让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爸爸不知改了多少遍,仍难尽如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这么多的人和事。

他还年轻,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在艺术上,也正处于成熟的高峰期,创作上还有很多很多想法,他跟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前写了6个戏,以后至少还应该再写20部。

他由衷地崇敬和赞美涌现在他面前的许多新人物,真心希望按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写出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来。他曾经准备写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优秀售货员小谢……爸爸花了巨大的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并与他们共同生活。当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催爸爸赶快写,赶上时代的潮流,但爸爸并没有赶潮流,他始终没真正动笔。

尽管爸爸手头有这些先进人物的材料,但是爸爸觉得自己并不真知道他们,并不真熟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变成活在自己心中有个性、复杂的人。关键的问题在于,爸爸想要写的真实、复杂的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 “广阔题材论”等文艺思想的批判,让文艺为这个服务、与那个结合的种种限制,政治概念、思想主题先行的创作定势,社会舆论的,有形的、无形的条条框框、棍子、辫子,向艺术家压过来,让人不敢写,也无法去写。

而爸爸又是一个流着心血倾心写作并在创作中追求完美的作家,他所要写的,是能够真正燃烧自己的心灵,并使观众在精神上迸发出火花的作品。他不能把连自己都通不过的作品交给观众。

所以,他不能去写,不情愿写,也写不出。他为写不出十全十美的高大形象来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苦闷,更为不能表现他真正熟悉的生活而苦闷,为戏剧的艺术规律、创作原则被扭曲,为自己原有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创作心理和艺术个性遭到压抑、颠覆和破坏而苦闷!酷爱写作、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写不出”的矛盾使爸爸极度痛苦!各种点名的和不点名的批判让他胆战心惊!困惑、失望、恐惧和苦痛加在他这样一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的人身上,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手中的笔是这样沉重!经过多少次痛苦的创作尝试,最终,他没有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来。

后来爸爸虽然写了两部历史剧,但是他对我们说,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写历史剧。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他还要去写呢……

■当时真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

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爸爸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真想到大学教书,北大……哪个大学都行,我想他们会要我的。”他似乎是想到学术世界里寻找世外桃源,过点清静日子,流露出对当时地位的无奈、无所适从,甚至厌倦。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前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看他这个样子,万黛哭着对他说,爸爸,你别跳楼!当时我们真怕,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怕他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们。爸爸多次对才是一个中学生的万黛说:“黛黛,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我们能好好谈谈。”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

“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逐渐地,这场灭顶之灾让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包括困扰他后半生的许多世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审视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做了严格的剖析。然而,越是明白,他就越是痛苦,他有太多的苦楚,太多的遗憾,他说他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接着,又登门向他们“谢罪”……然而,他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他的读者,他的观众,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了,“写得少”成为晚年困扰他的最大痛苦。他就是在逐渐明白的痛苦中,带着“来不及挽回的痛悔”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的。

爸爸考虑过再写点东西,他拿起了笔,开了很多头,想过很细的提纲,包括人物性格、小传和相互关系,甚至还有大段的台词对话。他多么希望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写啊,他要挣脱长期禁锢他的精神枷锁,发泄出郁积在心中的闷气和愤怒。但是他又放下了,无穷的磨难已使他的身心枯槁,他再找不回年轻时那种酣畅淋漓、自然浪漫的写作感觉和极乐时光,再也写不动了,就像“王佐断臂”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明白了,人也残废了。

1996年,万黛在医院最后一次看见爸爸,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谈话中,爸爸突然问:“黛黛,你说我还能写东西吗?”黛黛看着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至亲老人,心里一阵难过,一阵犹豫,她知道,如果说“不”,这对爸爸来说,是太残酷了,就连忙回答:“爸,我相信你还能写。”爸爸停了一下,像是对自己缓缓地说:“我要写,我一定还要写。”

回顾爸爸后半生的创作生活,他那么想写,爱写,能写,对创作有那么多想法。但是,他不能写,写不出,写得不情愿,作为一个把戏剧创作视为生命和幸福、为戏剧而生的天才剧作家,他是多么痛苦、委屈和不甘啊!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止不住地想哭,这正是我们最难过,多次让我们在研讨会上发言时掉泪、痛心的地方。

爸爸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至亲至爱的人,这几年来,随着对他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多地想到的是,对爸爸艺术天才和创作悲剧的痛惜与悲哀,这不光是对他个人而发的,已超脱了纯粹亲人间的感情。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他写了自己内心并不情愿写的作品,在文章中伤害过朋友,等等。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作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而自卑;爸爸还怕出国,怕与外国人交谈临场发挥,他怕说错话,怕偏离“精神”,为此曾受过批评和斥责。“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敢看大字报,上街,不敢听广播,看报纸,甚至不敢到理发店理发,怕人问他什么出身,认出他是谁。1966年12月4日,红卫兵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抓彭、罗、陆、杨事件”,爸爸因此而失踪。我们急坏了,到处去找。后来,周总理讲了话,才放了他。回家以后很长时期,他对家人的问话一言不发,成天关在家里,连窗帘也不敢开,随时随地担心再被抓走。

人是复杂的,爸爸不论在创作、为人,还是家庭婚姻上,也是一个复杂的人。比如,爸爸是一个艺术的行家,但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简单,再加上他感情化的艺术家气质,如前面所说的偏激、做事过头,这种偏颇和政治上的自卑往往使他过分地否定自己,虔诚地轻信和服从,他永远搞不清,更驾驭不了复杂的政治斗争。这些都是爸爸的弱点。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像爸爸这样的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一生只写了9部戏,尤其后半生几乎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除了探讨他个人的责任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我们想,对于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对于其他任何一位艺术家和艺术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我们的研究都应该是社会的、历史的和辨证的。应该说,曹禺的苦闷和创作悲剧,从根本上还是一种超出纯粹个人行为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编辑:王勇
奖品:iPod nano 16G(3部),若干明星签名CD海报等你拿!
参与方式:
点击左侧图片,下载您喜欢的歌曲,即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奖品月月更新,赶快参与吧!
上期获奖用户
  • 139****2511(北京),
  • 136****9768(陕西),
  • 135****5144(福建),
  • 135****7225(广东),
  • 138****2213(江西),
  • 136****2260(吉林),

分类图书榜

  • 文史榜
  • 社科榜
  • 文艺榜
  • 财经榜
  • 生活榜

连载点击榜

  • 本日点击
  • 本周点击
  • 本月点击
凤凰网读书
读图:美色读图:奇观
最热万象VIP
[免费视频社区] 锵锵三人行 鲁豫有约 军情观察室 更多
 
 
·曾轶可绵羊音 ·阅兵村黑里美
·风云2加长预告 ·天亮了说晚安
·入狱贪官菜谱 ·刺陵精彩预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