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不辞长做《辞海》人 83岁坚持去出版社上班
2010年03月08日 14:40 文汇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巢峰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以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 戴焱淼

各种版本齐全的《辞海》分列在巢峰家的书橱中。 戴焱淼

《辞海》生命力在“十年一修”

“29年前,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1981年1月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这次会议上,这些人切身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建国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1979年出版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错误。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的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和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开机仪式”相比,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已是第四次,如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很可能悄无声息。

巢峰说,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年推出的第六版《辞海》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大量现代汉语。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条目。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被删去,这次词条改幅超过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10%。

“这一看似惯常的做法,当年可是经历过巨大的冒险的。”巢峰告诉我,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9个月时间全部完成。

那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各学科工作进程一一列好,完成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当时《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或“撰写”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3元人民币,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最让人惊心动魄。

在1978年12月25日陕西南路25弄进驻首批《辞海》编纂大军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虽然邓小平已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做出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领袖人物怎么写?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一一直面。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死命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专门用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

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此举,推波助澜地帮助了《辞海》编辑部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

《辞海》的努力赢得了读者的尊重,正是这版《辞海》,创造了凭结婚证认购的传奇。然而,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不安。进入1980年代,《辞海》人觉得1979年第三版的局限:改革开放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学科。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须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1984年,《辞海》进入1989年第四版的编纂(主编为陈至立)。这是《辞海》迄今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花去五年时间。当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非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六年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上演着“零的突破”。

巢峰用“树大招风”形容《辞海》的处境。他说起两年前互联网上掀起一阵批评《辞海》1999年版的狂澜。对那场轰动一时的批评,《辞海》编辑部经过认真查核后发现,除个别词目合并是否恰当,个别人物经历或事迹的表述与1989年版相比,是否过简、需要斟酌外,其余意见大抵捕风捉影,或是对辞书的无知。他说:“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事实上,《辞海》在记录世界和中国变化的同时,它本身的变迁亦已构成历史的一个侧面。

“未定稿”与“浦江集结”

“《辞海》在新中国的首次修订,历经8年。让《辞海》人愤懑的是,辛苦完成的《辞海》没能正式出版。”“400多名顶尖的的学界泰斗,白天黑夜,工作生活集合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时间分别是半年,一个多月,再一个多月。”

“他们的名字是苏步青、贺绿汀、李国豪、谈家桢、周谷城……促成这样的风云际会是个不堪的原因,而结局也令人沮丧。”

据巢峰回忆,1936年,《辞海》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从1915年以来的梦想——出一本与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相对抗的综合性辞书——实现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辞海》为荣。

不过,1936年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中国共产党,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等。而且,这一版在语词释义上,不少条目的书证都来自第二手资料,未经勘误,导致错误较多。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脱胎换骨”的整修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与他同龄的湖南老乡、《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可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辞海》修订有序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浦江集结”: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不得不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400名学者的集结是值得记住的!这群学界泰斗,不少人都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投入《辞海》工作的。那该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怎样的风云际会呢?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巢峰告诉我,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另外还有进口烟、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在编修1965年第二版时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至2月底,这次是根据有关指示,让《辞海》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这一次,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大家感觉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当时主持《辞海》编辑所的副主编杭苇不得不一再给大家打气:“改归改,虽然中央批准《辞海》在内部发行,作为我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公开发行的水平。”

但这样的妥协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修改、校对之后的《辞海》直到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得以刊行。当时历经8年,《辞海》仍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

一生虽有憾事,无悔人生选择

巢峰告诉我,他为人一生,最不喜欢为了一己私利去求人。现在他住的房子是小儿子孝敬他的,他从来没有想过问社里要房子要待遇。说到小儿子,巢峰脸上顿时洋溢着笑意。他说小儿子“头子活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因为在厂里表现突出被选为团支部委员,红榜都贴出来了,却因为政审时有个“走资派”爸爸,被当场除名,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恢复高考后,他被上海师范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毕业后做了一名工程师。“改革开放以后,这小子用所有的积蓄来买股票认购证,一下子买了400多张,我也骂他。可是没想到他一下子成了有钱人了。”

巢峰说,小儿子的生意后来一直做得很好,这点也不像他;而小女儿多多少少遗传了点他的特长。巢峰闲暇时候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但是他自己承认下不过小女儿。从小喜欢围棋的小女儿,曾摘得过上海成人围棋赛的第六名,她的老师是带过芮乃伟等人的围棋名师。小女儿从小就“脑子好使”,曾被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同时录取,后来去了南大。女儿上世纪80年代末去了美国,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现在已在美国开枝散叶。“老巢每周都通过电脑视频和女儿、外孙女说话,把电脑都使坏了”,巢峰的助理在一边叨咕。

说话间,老巢的老伴王老师端茶进来。老太太一头银发,讷讷地很少说话。看得出老巢很心疼老伴,他告诉我,老伴很少出门,要在家照顾有病的大儿子。这几乎成了老巢一生最痛心和遗憾的事,当年大儿子插队落户10年后回沪找工作,可执拗的老巢放着在出版界的地位,却坚决不肯为儿子托关系走后门,儿子一次出门时被车撞倒,脑袋着地,就此成了傻子,生活完全依靠妈妈照顾。发生这样的不幸,对一个寻常人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而老巢两口子就这么守着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的大儿子过日子。但时至今日,他依旧不后悔当初做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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