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舒国治: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生活
2010年03月15日 10:23 北京青年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舒国治 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20世纪70年代初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台湾文坛瞩目。1983至1990年,7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而文体自成一格,文白相间,简淡中深富雅韵。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在梁文道看来,“最会玩,最会讲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陆的阿城,另一个就是台湾的“舒哥”。阿城大家都很熟悉,而“舒哥”又是谁?“舒哥”本名舒国治,在台湾90年代“大家庭”式的文艺圈中被惯称为“哥”,延续至今。他一生无业,至今租房,文字不多,且文风极简并富含古韵,以“古代的节奏”在现代社会随遇而安。

每个人估计都有那么一段“晃晃悠悠”的日子,但有人一辈子“不上班”东晃西荡竟也过得风生水起;我们总以为要实现了财务自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环球旅行,然而有人却老早实现了这一愿望,尽管他很穷……他就是舒国治,台北城中的“奇人”。近日,他的首部简体中文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电话约采访的过程中,为了商量一个合适的采访地点,便说到了国贸,舒国治忙打断道,“那里是不是太‘兵荒马乱’了一点”。好一个“兵荒马乱”,也唯有“古人”舒国治才能有如此妙语。他在北京通常住在宽街的胡同里,活动范围向北到地坛、东到东四十条。

■“理想的下午”是这么来的

“理想的下午,有赖理想的下午人。这类人乐意享受外间,乐意暂且搁下手边工作,乐意走出舒适的厅房、关掉柔美的音乐、合上津津有味的书籍,套上鞋外出去。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拣一方大石或铁椅坐下,不时聆听邻客高谈时政,嗅着飘来的香烟味,置之一笑。”

这便是舒国治笔下《理想的下午》,不时让读者“会心一笑”。书中还收录了他的多篇散文,多关乎旅行和晃荡。《城市的气氛》、《外地人的天堂——纽约》、《在旅馆》、《十全老人》等等。看他的文章,便知道他有多“懒”,多“无聊”,除了《旅途中的女人》,他竟也花了整整一个篇幅写《赖床》。为什么以《理想的下午》为题,舒国治说,因为下午是他主要的时间,他最知道怎样享受下午的时光。

“那时,我每个礼拜写一篇千把字的短文,刊登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有一天要交稿,但我真的不想写东西,那就写篇《理想的下午》吧。”舒国治说。结果这篇文章成了最广为人知的名篇,“有一对在台湾念书的英国年轻学者夫妻,他们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每次看完以后,夫妻俩就会会心一笑。他们寄信给我,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文章,《理想的下午》排在第一,后面还打了五颗星。”

于是,他告诉编辑,就用这个篇名,这个厉害,不要叫什么“风声”、“暗算”。

■因为太闲几乎走遍台北

他家位于台北市台大附近,离永康街也很近,从家里出来走5分钟的路途中间会经过台北市最舒服的住家区,“建筑不高,有的还是老式的有大树、有院子的日本房子”。穿过这些小巷,便到了他可以串串门的地方,“台北有很多小店,有很好的店家,钻进去喝杯茶,听听看他今天有什么新闻”。或者钻进一家旧书店,老板说昨日收了几本旧书,两人闲聊一阵。

茶也喝了,弯也遛完了,是不是可以开始写作了?舒国治说“不”,他还要继续晃一晃。常常这个时候电话会响,有时是约稿,有时也会是一个惊喜。这天的下午,是朱天文的电话,原来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来台,希望人称“台北地下市长”的舒哥能接待一下。

由于实在太“闲”,舒国治几乎走遍了台北的所有大街小巷,又因为“最能讲故事”,便被文友们戏称为“地下市长”。布洛克在台北玩得很尽兴,舒国治发现他喜欢的也许并不是那些宜人的风景,而是那种氛围。舒国治哈哈大笑:“‘地下市长’这个词听起来我好像是黑手党的什么,这点不好。”

还有的夜晚,他或许会和朋友们在酒吧闲聊。梁文道便是在台北的酒吧第一次认识了“舒哥”,“个子高瘦,总是穿着干净但便宜的衬衫,周旋在各桌的招呼之间,来来往往喝的尽是好酒。请他坐下来聊聊,就更是惊讶,这世界上的好地方大概都让他全去了。真是一副晃晃悠悠的闲散气派,似乎从不担心钱包的事,难道真是一个贵公子? ”

■说不上富裕

甚至有些拮据的隐士生活

他虽然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档餐馆里畅饮昂贵的葡萄酒,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在很多都市人看来远远说不上舒适,住在溽热的台北,他坚持不装冷气,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例如电视。

写作对他而言,只是偶尔为之,稿费不多,且从不忙着出书。他戏言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书应该写了几十本了,因为他们总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他却“懒”得很,先放一放。他自认本是喜欢热闹、群居的人,却多年来总是一人独食,“实则我何曾专志写作过?写作是不得已,很沉闷孤独后稍事抒发以致如此。”在70年代的台湾,在舒国治眼中所谓最丑陋的年代,他说看到的世相皆令他感到嫌恶,便只好接着创作去将之在内心中得到一袭美化。

然而,这一写便不得了。不少台湾文坛老人都还记得他是那个时候的小传奇。“凭几篇中短篇小说一下子红了起来,当年被认为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后起之秀。”陈文茜说。其中有一篇叫《村人遇难记》的拿过时报文学奖,杨牧评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赞其“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

当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下一部大作的时候,舒国治却“消失”了,他去了美国,一晃就是七年。

■“文化大散文”时期

的另类文字

在美国的7年,他去了44个州,基本上就是闲逛,漫无目的,但会先想到路线。“会在这个路线大概到了什么时候碰到哪一个朋友,要在那混一下,再远一点到哪个景点,到那边看一下,把自己假装好像到那边有一点点田野调查的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多半时候每天脑筋里面都是空的这样晃晃。”

在美国的七年几乎成了舒国治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断层,再回到台北的舒国治这时便写起了“小”一点的文字,关乎旅行,关乎小吃,关乎生活。

在“文化大散文”流行的年代里,舒国治显得有些另类,但却也得到了不少文友的交口称赞,“文化大散文似乎不发一声文明千古就显不出来,不怀国破山河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够‘深刻’。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现在全国流行的川菜,吃得太多,就再尝不出一口碧绿小黄瓜的鲜脆真味了。”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舒哥的文字完全不像是“现代人”的,文白相间,又深含雅韵。对于自己这种独特的舒氏文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又开起了玩笑,“里面是有一些旧的东西,但是那些旧的东西是活的,不是硬学他,背一点古文再把它转换过来,没有必要。我的文风就和我讲话的风格一样,我不能都学郭德纲啊,有时也要一点赵本山嘛,或者再来点宋丹丹,或者全部弄在一起……”

■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生活

回首自己走过的日子,舒国治自己也不敢相信,日子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我靠的是任性,是糊涂。”在台湾也好,大陆也罢,钱是最牵动人心的事情。很多人说现在存够钱,将来就可以怎么样,舒国治却说,“我们缺的不是钱,是生活”,用最宝贵的时间去换钱的举动万万不可。

“人要任性,自己要做得了主。自得其乐其实是很难的,能假装不知老之将至也是得有造化的。所幸一方面我天性如此,又生在了比较随性马虎的时代,即所谓粗粝的岁月。”

对于如今这个物欲横流,又愈加精细化的时代,舒国治坦言年轻人活出自我,会比较难,“这样的时代不容易。有时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战之后……这样的时代大约要有一股荒芜。”然而,如今的小孩他们在顾虑中成长,家里环境太好,被家人团团围住。

总结自己的一生,舒国治一再说到“活在当下”,“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规划,假如我现在再忍一下,过几年我把钱存够了,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就用那些钱比较好,另外,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你有那么好的空气可以呼吸,而不应该有太多的杂念,买房子就使人没法活在当下,因为过了十年八年,把房贷缴清的时候,我该多自由呀,你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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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皓菱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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