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的学术世界: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2010年09月28日 15:32 凤凰网文化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第四场 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主持人:罗岗

主持人:我们这组讨论的主题是“学术生产和现实关注”,下面我们第一个发言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胡志德老师,他也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兼职教授。

胡志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今天,我本来计划宣读我上周为英文版的汪晖论文集写的一篇序文。可是现在觉得这篇序文是针对外国读者的介绍性文字。今天听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我原来要讲的话,大家都已经讲过了。而且讲得比我漂亮得多。那,我就来谈谈普遍性跟特殊性二元对立这个议题,和汪晖学术的重要性吧。有关这二元对立的问题,酒井教授(Naoki Sakai)在他重要的论着作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现在用辩证法的角度,来暂时解释一下,这个事实上不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这一场论坛的话题关注的是现实局面,所以我也从现实的角度,来添加一点说明。首先我要提出的是,我们现在还是住在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里。今天早上我本来想谈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翻译。在英文里并没有“西方中心主义”这个字,只有Eur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 的字。但欧洲中心,说的是欧洲,指的是局部片面的西方。“西方中心主义”这样总括性的字,在英文里是没有的。

话说回来,就我粗浅的了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底线,是西方的东西是具有特殊反省和反思功能的东西。哲学写作具有反省的功能,这是从柏拉图一直到现在,一条清楚的脉络: 西方的反省性比任何别的文化都强。从最理论化的思想到最通俗化的层面,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我教本科生比较文学的时候,拿亚洲文学、非洲文学、和欧洲文学进行比较。很多学生都说,欧洲以外的人很可爱,可是因为他们不会“反思”,所以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所以我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跟他们谈“反思性”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年中国有一次银行危机。90年代,由于中国银行商业化的缘故,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而且有一个分析中国经济的美国权威经济学家,在98,99年间出了一本书,谈到中国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因为银行危机而“抛锚”。他说,那不会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体制本身的问题。体制改革不了,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四、五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危机,暂时解决了。但是,2007,2008年间,纽约反而出现了金融危机,也就是所谓的“金融海啸”。规模比中国98年间的问题还要严重好几倍。美国人一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执行和细节上出的问题,而不是体制本身明显的毛病。 但实际上,如果美国不从体制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说明,美国人通常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说法,比如法律,来告诉自己,这些问题不算什么深层体制的问题。这是个很趣的例证。也就是说,在西方思维里,似乎深层的问题,本来就是不用探讨的。因为西方已经早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根本的思维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释的,不需用大动干戈,反省什么根本体制的问题。这跟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可是在西方,这两把尺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似乎是有了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等下一个问题来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纽约时报》每隔一个月,或者每年至少两三次都会宣布,中国现在终于碰到一个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了。每个一段时间说同样的话,好像过去说的一点都不算数,都忘了。现在说的才算。非常有意思。

所以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以我看,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翻译编辑汪晖的第一本书,是在2003年出版的。当时马上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安排的,我很高兴,因为《纽约时报》关注这个书,我觉得是好事情。那个作家也算是资深的中国观察家,写了很多书,他来了中国好几次。可是他对汪晖的了解是:汪晖是一个反体制的人物。他谈汪晖,反体制的话语马上就出来了,完全误会了这本书批判的宗旨。

所以西方的欧洲中心思维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每一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对中国银行危机的评论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在批判意识和自觉critical consciousness上。我们谈问题,自觉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批判的自觉更难一点。有问题意识和自觉的人,不一定有批判的自觉和意识。

我觉得更迫切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思想问题。现在西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左派到右派的学者,从Dirlik到Joseph Nye,都说民族主义不好,而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说法都是差不多的。可是我们应该追溯他们否定民族主义,背后的假设是什么?以Joseph Nye为例,他在哈佛的时候说,我们要软实力,我们不讲民族主义。但是一碰到日本政府有了问题,他马上就变成了美国政府的特派员,去镇压那个小部落。这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最近的琉球事件,他去了东京,日本政府垮了,所以我说西方抵制民族主义思想,后面其实很缺乏反省精神。

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外的进步分子跟中国的进步分子有没有共同的话语?我以汪晖西藏的文章做一个讨论的个案。我们今天讨论了不少有关这篇文章的问题,而且我也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翻译的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汪晖这篇文章里,提到一些国内外藏学专家们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可是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我在美国属于进步派阵营的朋友看的时候,他们却说他们不能接受汪晖的主要观点。 因为其实西方的进步阵营还是威尔森主义派的,难道这不算是民族主义的思维吗?这是西方的民族主义跟普遍主义之间起了矛盾。而且我觉得西方从来没有好好反省和交代过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汪晖基本上是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做汪晖的翻译很有意义。如果一个西方学者来看汪晖的着作,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今天戴锦华提到了总体性的问题。我很欣赏。总体性的思维总是危险的。戴锦华也说了,当进步群体面对资本主义总体时,他们永远是弱势,所以总体性的思维是难免的。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有时候我翻译汪晖的文字,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说得不够清楚。这可能是因为汪晖有意地采用复杂的文笔风格,这也正代表了他反总体性的解构思维。有时候,我觉得我汪晖的文字翻译得太规范化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么规范化。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很复杂的。

最后,我觉得汪晖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民族国家思维的探讨。他最近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因为我刚才说的例子都是民族国家思维的一些后果,西方世界认不认这些帐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认为,汪晖的贡献是:他阐释了中国明清近代到现代的历史的思想脉络。这个脉络跟西方特别不同。因为西方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面临过什么思想文化完全断裂的危机。中国从晚清,起码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现在,都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这是中国人很特殊的经验,值得西方人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分析了解。我个人觉得,汪晖对这段历史的阐释,到现在为止,是西方人,和任何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最有好的渠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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