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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自由在高处”

2011年03月29日 14:13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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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媒体评论员的熊培云,提出过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说法,比如,去年的“重新发现社会”,就切中了当下中国改革中最为关紧的一环,“社会”一词炙手可热,他出版的同名书也获得了多项年度图书奖。最近,他又在新出版的书中,提出“自由在高处”“不自由,仍可活”,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积极生活,颇有新意。

盘活已有的自由同样可贵

新京报: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你却说,“不自由,仍可活”。为什么?

熊培云: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严格说那时还是个革命的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开始上学尤其到了中学以后,革命的年代已接近尾声,但是课本里的“革命思维”或者“革命文化”仍是随处可见的。而且正是通过一些文史类的教科书,从中了解到不少有关革命与自由的历史故事。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林觉民的《与妻书》,有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除此之外,大概就是帕特里克的那一句“不自由,毋宁死”了。

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决绝。同时代的革命电影也是这样,为了自由便可以奋不顾身,抛开一切,以死相搏……当然我承认,这些话语或者文化里,有的也不乏美好的情感与高尚的情怀。然而如果我们审视历史,反观现实,又不得不承认,在更多情况下,人们都是生活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获得一揽子自由。

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是指人必须承认逆境是无所不在的,但正是看透了这一切,更应该在这种逆境中保持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一定是激烈与决绝的。我受罗曼·罗兰的影响很深,他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新京报:有个词叫“生不如死”,当一个人觉得环境已经触及不可容忍的底线时,选择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尊严?如果强调什么条件下都要“活”,是不是教人苟且、教人无底线?

熊培云:我说“不自由,仍可活”,当然不是教人苟且或者没有底线地生活,而是说人的自由受环境的宰制,但是人仍然可以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自由。

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读过一本叫《潜水钟与蝴蝶》的书,作者让·多米尼克·鲍比曾经是法国著名杂志《ELLE》的总编辑。1995年,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他的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syndrome)。

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

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按我们通常的理解,鲍比绝对算得上是“生不如死”了,然而他没有放弃。他说,虽然他的身体沉重得像潜水钟,但是他的精神却依旧像蝴蝶一样自由。

新京报:这和中国作家史铁生情况相似,尽管条件恶劣,也要让自己尽可能自由和充实。

熊培云:我提到一个概念,“盘活自由”。争取未得的自由是可贵的,盘活已有的自由同样可贵。说到底,仍是需要一个积极的态度。

当然我也注意到,许多人热衷于说环境这不如意,那不如意,我承认。但是,不如意的环境不应该成为你无所作为的借口。

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

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你活得不如意,然后自己给判处死刑,“生不如死”,那真是太过冤枉了,那一刻,实际上你已经成了你所诅咒的恶劣环境的同谋。

[责任编辑:马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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