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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52期]梁文道对话骆以军

2011年06月24日 17:12
来源:凤凰网读书

读者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梁文道:文字脱离实际,所以要“工”

读者:刚才那位同学问的可能是经验匮乏的,我想问一下“后工”,我觉得梁老师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一块的东西,我想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个“工”的一些解释,这个工为什么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骆老师,我很欣赏您那种叙事性,其实我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骆老师是怎样一个人,您能用简短、直接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吗?

梁文道:你应该开一个微博,所写的东西不准超过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故事、写作的方式,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写,这样子说话。我们看书或者听人说话是一个互相调整的过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变来牵就我,还是我去改变牵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觉得在长大的经历中,我总是被改变的人,这一连串的改变过程,才会有成长,才会有变化,当然我们会觉得骆以军这么讲话好像很难懂,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听的时候,你听到什么,你有没有进去。

我来正面回答你,为什么是这个“工”呢?因为这个不是成语嘛,人家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工的理由就在于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种感觉。举个例子,我是广东顺德人,广东当然珠三角不错,是鱼米之乡,也不能说穷,但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常常以为自己穷,所以要求后工,我们做饭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传说中的名菜叫做酿豆芽,是什么呢?就是豆芽菜。我们把猪肉、鲮鱼肉、菇、萝卜几种东西剁成酱,灌进豆芽里面,然后拿来煮汤,这个菜名就叫豆芽汤,你听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汤就知道大师傅来了。这叫穷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这种东西。穷而不工是我定的题目,为什么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些海外人好像没有故事可说,但其实不是没故事,经验太多了,就像你见过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会说话的。我想讲的穷是很多层面的意义,因为刚刚受到骆以军的影响,要不本来我会讲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许更合您意一些比较理论的东西。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吧,什么叫穷呢?例如我们香港人在语言上就是很穷的,为什么呢?像你们写东西比我们舒服多了,我还好,我起码在台湾长大,各位你们从小写作大概从来没有什么太大困难,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比起香港人,都是说粤语写白话,如果真按广东话那样写,整个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从小写作的时候,所有的同辈作家包括启章都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那不是一个天生的语言,不是自然的语言,我们可以说那是穷的。在那个穷困状态下,我们更意识到语言这个东西跟我要表达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东西之间永远不是自然的、永远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间断链才使我们意识到文字的虚构、文字的问题,文字不是那么自然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们所学的中文的一切现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脱离实际生活环境的。

当然台湾其实是另一种状况,四五十年代之后,国民党带过去一批外省人,里面有一些是现代主义的健将,但是台湾恰恰是对社会写实很抗拒的,因为一社会写实你就是红色的、你就是共产党,这个现代主义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本省的过去用日文写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现代文学影响,所以台湾的现代主义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语言也变得特别敏感。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地方都跟大陆完全不一样,语言对我们构成了不同的问题。

读者:骆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能不能讲一讲张大春老师对您的影响,我只读过您那篇《底片》,那种用一本正经的调调讲似真似假的故事,会让我想起张大春先生。

骆以军:有一次我好像在一个采访里被问过,当时就耍嘴皮,说有几个问题很难回答,一个是人家问你的感情很难回答,就是你初恋情人,可能不是你老婆,第二个是你养过的第一只死去的狗,第三个就是你的启蒙老师。我觉得我好像反应比较慢,我情绪还停留在文道刚刚讲的这个穷而后工的情绪下。台湾在九零年代初的时候,大陆好像刚好也是类似的情况,那时候台湾刚解禁,媒体整个打开,大概在我20出头的时候,像张大春,朱天文,还有黄凡,林耀德,他们这一代是台湾比较困苦的一代,他们已经是现代主义的高峰,至于诗歌,大陆现在可能知道的是余光中,像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现在好像才介绍到大陆来,有一个时间差。

小说的部分刚才梁文道讲得非常好,他是说台湾这一块是被砍掉的,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台湾才放开,这以后我们才看到鲁迅、沈从文、沈雁冰、箫红这些人的作品,所以之前几次的采访我一直很爱举一个例子,奇斯奥斯基有一部电影叫做《双面维洛琳卡》,有两个孪生子永远在一种奇怪的凝视对方的过程,在凝视对方的过程中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缺陷,或者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伤。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还有白色恐怖,很害怕红色中国或者左派的写实主义。可能跟大陆的某些状况有点相似,那时候文学青年的作品是不能写现状的,这些苦闷的青年就从英美引进,当时像卡夫卡,福克纳,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其实是还不成熟的中文现代主义。到天文、天心、张大春他们这一辈的时候,是把一个累积了几代的力量推到新的高度。我的老师张大春在那时候是一个绝顶天才,大家觉得他就是一个孙猴子,那个时候他大概才29岁,几乎一直处于高峰。这些人是用自己的小说创作作为西方文学地图或者文学化石层的一个浓缩隐喻的快展。

大概就是这样,我刚好在大学上他的课,可是我的性格跟他差距非常大,刚刚有一位朋友讲我说话好像一直都要打转,大春是非常聪明的,他是快速可以抓到一个线索。我读的那个大学蛮差的,但运气很好,刚好几个很年轻像大春那一辈的老师开小说课。你讲的《底片》其实是我第二篇小说,当时在台湾大家就贴了一些标签在我身上,其实我大概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会有一个情绪,我要摆脱我老师在我身上的影响。其实我已经这样有十几年了,你可以看看我后面的作品,应该现在在台湾不太有人会比较我跟我老师的血缘关系了,他现在留下来的是一个启蒙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谢谢!

凤凰网读书:再次感谢梁先生和骆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凤凰网读书会的部分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曾宪楠] 标签:梁文道 读书会 骆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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