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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精神巴别塔:叶廷芳以翻译诠释人生

2012年03月01日 13:17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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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

(叶廷芳,浙江衢县人,我国老一辈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4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至今,一直从事现代德语文学研究工作。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论文集《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及其他论文数十篇;编著有《论卡夫卡》、《当代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20世纪艺术精神》、《卡夫卡散文选》、《卡夫卡短篇杰作选》、《卡夫卡全集》、《世纪随笔金库》等;译著有《迪伦马特喜剧选》、《假尼禄》、《溺殇》等。在众多翻译作品中,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以及施托姆的小说《溺殇》是叶老最满意的作品。)

不倦的翻译生涯

叶廷芳先生毕业于北大德语系,对文学的热爱令他入选当时新开设的“文学专门化班”,和几位同学一起,在冯至导师培养下,攻读外国文学的同时,也进行翻译的训练。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的十年间,特殊历史原因,整个中国的翻译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这段昏暗的时期里,叶廷芳等一批热爱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坚持各自研究翻译方法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鲁迅全集就是他在那段时期全部通读的。考虑到当时社会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们借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名义打开从事文学工作的道路,前后持续了两年。但由于当时只能研究,无法翻译发表具体的作品,大家全当积累,各自做好精神上的准备。直到70年代末,社会的开放令大家感觉到应该在文学上做一些突破,一些之前被认为是“颓废派”的作家如卡夫卡作品被外文所提上翻译计划。当时在文学上相对前沿的上海也成为了之后作品发表地,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的刊物《外国文艺》编辑在看过叶廷芳的翻译作品后,很快发表,这也使得叶老翻译的迪伦马特的作品如《物理学家》、《老妇还乡》等立刻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可。

熟悉叶廷芳的人都知道,他的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富有浪漫气质,四处寻找缪斯姐妹们(他新近出版的一部随笔集就叫《遍寻缪斯》)。在学术领域,他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为主,虽然没有翻译过大部头的文学名著,翻译的数量也不算多,但他的名字却是与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紧密相连的。通过最早译介这两位著名现代德语作家,充分显示出叶廷芳的艺术慧眼和作为翻译家思想先导的勇气。

尽管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在“二战”后的西方文坛早已是名闻遐迩,但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知道他们的人却寥寥无几。当时人们对西方现代派不仅陌生、神秘,而且心存疑虑。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极左年代,卡夫卡和迪伦马特这类作家的作品,都被贴上“颓废”、“病态”、乃至“反动”的标签;少数几种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也只能作为“反面教材”,以“黄皮书”的面貌内部发行。早在1972年,叶廷芳在北京通县中国外文书店的仓库发现正被廉价清理的前民主德国出版的《卡夫卡小说集》时,就萌发了从德文翻译卡夫卡作品的念头,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无奈地搁置译书的计划。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才有了机会实现自己的宿愿。他一边翻译卡夫卡作品,一边鼓起勇气写文章为卡夫卡“翻案”。只是依然心有余悸,以至当他在《世界文学》发表第一篇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时,仍不得不用“丁方”的化名。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廷芳翻译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多半出于自己的艺术嗅觉和爱好,那时还认识不到卡夫卡在德语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那么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自己研究工作的深入,使叶廷芳认识到卡夫卡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他所以迷上卡夫卡,还因为卡夫卡小说引起了他内心的强烈共鸣,即自己童年的遭遇,仿佛也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不久,当他从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嘴里听说,卡夫卡的威望已超过被视为20世纪德语文学泰斗的托马斯·曼时,他深受启悟,决定调整原来的海涅研究计划,更加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卡夫卡的翻译和研究。他先后翻译过卡夫卡的小说、随笔、日记和书信;主编并参与翻译《卡夫卡全集》;他选编的卡夫卡各种选本多达十余种,他选编的卡夫卡研究资料集《论卡夫卡》一书尤具学术价值;他还为《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等多种译本写序;这些成果都广受好评,使他成为著译俱丰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卡夫卡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小,例如,作家余华读完卡夫卡小说后就曾感叹:“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小说。”

在当今中国,迪伦马特的剧本被频频搬上舞台,而最早引进他的也是叶廷芳。“文革”期间他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本当年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黄皮书”《老妇还乡》,看后很感兴趣。1978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回暖,他决心从原文即德文本翻译迪伦马特。他是迪伦马特作品德译中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访问过迪伦马特的中国人。他选编并承担主要翻译的《迪伦马特喜剧选》,在戏剧界反响很大,不仅译文全部变成了戏剧脚本,而且经他的大力推荐,迪伦马特至少有7部剧作被搬上中国舞台,成为在中国上演率最高的外国剧作家之一(若论当代外国剧作家在中国的上演率,则迪伦马特排名第一),以至中国不少剧作家,都把迪伦马特视为现代戏剧艺术楷模。

严谨的文学表达

叶廷芳深知文学翻译的艰难与奥秘。他说过,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搞文学翻译的至少要过四道关:外语关(文学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活、更难),知识关(文学涉及天文地理的各种学问),母语关(译文文学性的强弱就看你的母语功底),悟性关(文学中存在非理性因素)。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在译迪伦马特剧作时,他诚心向各相关学科专家请教各种科学术语,而且对迪伦马特美学的核心概念Paradoxon一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敲,还为此与哲学及美学界的朋友反复琢磨,最后定为“悖谬”。他对翻译书名也非常讲究,如把卡夫卡《美国》一书依据作者有过的原意改名《失踪者》,把《审判》改为《诉讼》等等。这样改绝非随心所欲或者标新立异,而是他潜心研究卡夫卡其人其文的结果。他坚持把Hunger künstler译为“饥饿艺术家”,强调这是循着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思路,用卡夫卡的宿命——精神饥饿——来阐释小说的思想。他在翻译其他作家作品时,同样重视研究与思考。譬如,布莱希特的DasepischeTheater,以前被人译为“史诗剧”,他认为这个译名容易导致对布莱希特美学思想的整体误解,经过与其他同行的反复切磋,主张译成“叙述剧”,现已获得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同。再如,布莱希特的Die Dreigroschenoper,他一反以往常见的“三分钱”、“三角钱”、“三毛钱”歌剧,而被他形神兼备地译为《三个铜子儿歌剧》。被冠以拉丁文标题、内容涉及一个私生幼儿不幸淹死的施托姆中篇小说Aquissubmersus,在他的笔下,也不再是《淹死的人》,而译成既古色古香、又能唤起悲悯的《溺殇》。这种重视研究和思考的治学态度,无疑值得提倡。

19世纪德国著名小说家施托姆的中、短篇小说如《茵梦湖》曾被郭沫若翻译过。他的另外一个有名的中篇,过去被人翻译为《淹死的人》,小说讲述一对青年情人因相爱而受惩罚,他们生下一个可爱私生子也不幸淹死的故事。这部真实反映当时现实状况的小说在书名上的翻译过于生硬,叶廷芳将它修改为《溺殇》,一语双关,既指夭折的可爱私生子,也影射被中断的恋情。尽管叶老和其同仁的翻译作品被人们认可,但他们研究所里一般并不把翻译当作成果,因为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还是文学研究,这条宗旨也一直被叶廷芳所恪守。

当前浮躁的翻译业

如今翻译人才数量庞大,学习外语的条件也非常好,很多学校也有很好的外教。“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出国机会。但今天如此好的学习环境,整个翻译行业却十分浮躁,很多人急功近利,不像我们那时,为了正式发表翻译作品,做了近十年的积累、训练,学习前辈和别人怎么翻译,发表前还反复修改、审校,请同班同学帮忙阅读,挑错,互相取长补短。而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做。”叶老在提及现今翻译现状时十分惋惜,“去年做翻译作品评选的时候,我就提出过意见。作为翻译作家,你应该首先自己对文学要有爱好,对文学作品有研究,只专精于文学范畴,像我们那个时代,即便翻译政治十分吃香,但还是专注于文学领域。”叶老也特别提到几位当时和他一同的优秀翻译者如张荣昌、赵东荣等,都是当时叶老的翻译合作者。

时代的遗憾

1983年开始,叶廷芳在研究所里曾和其他同事以集体名义带过几位硕士研究生。但1989年以后,虽然当了博导,但研究生源却被当时的教委取消了。即使如此,社科院还是拨出少量科研经费用来培养少量博士生。但最终还是没能大量培养人才,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叶老遗憾的只带过4、5名博士生。太少经费以至于招不到生源,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浪费了大量教育资源。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新来的领导甚至作出取消社科院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的补贴,这对当时已经缺乏生源的社科院来说无疑雪上加霜,甚至影响到后来一代人的翻译人才培养。相对地讲,在物质和文学知识缺乏的时代更容易造就“翻译大师”,但现今“大师”的缺乏很难说与“切断生源”无关。

“我不服输”是叶老一生孜孜追求的写照。对未来文学翻译事业给予厚望的叶老,一生致力于以翻译构筑时代精神巴别塔,他永远守望于时代的精神之巅。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叶廷芳 翻译 德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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