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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会第11期:中法学者刘小萌、潘鸣啸共话知青一代

2010年07月13日 16:29
来源:凤凰网读书

潘鸣啸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年轻人应该多了解国家的历史

孙展:好,非常感谢潘老师精彩讲解。我觉得在这么酷暑的天气里,听这么一个话题,可能对像我这个年纪一辈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知青这一代人,可能是我们父辈、兄辈这些人。他们的青春可能在60年代、70年代走过的二十年中,涉及到1700多万人的命运,不是这些简单的数字所能概括。刘老师有过知青的经历,我利用主持人的身份,先走个后门,向您问一个问题:您身处这个运动之中,您作为后来人,是怎么评价这个运动的呢?

刘小萌:我简单说几句,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来参加读书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在场也有我们老知青,可是老知青不多,这个场合我没想到来了这么多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比我们知青的子女年龄还偏小。因为我们的子女一般三十岁上下,我看在座的各位大概也就二十出头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过去都认为,我们知青这一代,随着年龄的原因,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好像知青的话题就应该淡出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知青的话题不属于知青本身,是属于我们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想通过“上山下乡”这个窗口来透视中国几代人所走过的坎坷的历程。我们在研究中国知青史,我们的出发点也是这个,并不是像有些朋友理解的是,是处于一种狭隘的知青的情节,我觉得那个是很次要的,甚至可以说像我这样的人,实际上我没有太多知青的情节,我是把它作为中国当代史一个重要的话题来研究的。

您提到我对上山下乡的理解和看法,实际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1998年就出版了《中国知青史》,我和我的师姐是内蒙知青,我们在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知青史》,这套书由中国当代出版社再版了。我想在那里面,就提出了我们的基本观点,经常也有一些朋友,包括知青的朋友问我对“上山下乡”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如何理解?我说这个问题可以说就不是问题,为什么说不是问题?因为“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放在当代史上,是一场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运动,而且已经被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否定了,不是我们某个人所否定,是被中国社会整个发展的进程否定的。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把“上山下乡”的问题概括为“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刚才这个四个不满意,潘先生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做了阐述,当然要具体的了解,还要深入的阅读原书。今天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多说几句。我在国外,尤其在台湾教大学的时候,专门开过知青史的课。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大陆的同龄人,在座的这些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上山下乡”这段历史,而且对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了解,几乎是一种无知,甚至有许多错误的偏见。我举个例子,台湾的大学生都是上过中国当代史的课,可是在我们大陆的高等教育中,基本上没有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科学的反思、一个总结,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代历史的进程上,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大、最沉重的,可是我们从中得到了多少教育?这原因不在于在座的各位,原因我也不想多说,诸位也都知道。可是关键是,我们应该多多了解这个“上山下乡”活动。我在台湾,讲完这个课,对学生们说,把你们对文化革命的理解,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示出来。有的孩子就穿着假红卫兵的战服,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箍,拿着《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我想在座的各位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们对文革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人家看过《毛主席语录》,对文化大革命这些东西有过基本的了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多了解。

我现在回到这个话题,对这个“上山下乡”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在座的是年轻人,我们当初上山下乡的时候,也是年轻人。我下乡的时候16岁,当我重新跨入大学门的时候,是十年以后。即便如此,我还是我们1700万人里,最侥幸的一小部分人。所以,我就想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谈论这个影响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学习深造的问题,这个是每一个年轻人成长的基本的条件。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一来,我们所谓的老三届,就是“文革”初的初高中毕业生,当时400万人,不能升学了,不能进入工厂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所谓毛主席指出的革命的与工农相结合道路,那是唯一的道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振奋,为什么呢?不用考试了,不用上学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考试过来的同学,对应试教育的痛苦都了解,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可是你一旦到了农村,一到你成年累月跟文化断绝,而且文化走向退化的时候,你就逐渐感到精神的痛苦,越来越痛苦。而且时间越长越想上学、读书。。可是没有机会。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搞教育革命,恢复了大学招生,当时招生叫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十年中大概招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招生的标准不是考试,而是看出身。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在文革中间没有资格上学,像我这样的人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父母都是从事教育,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许多比我优秀的同学都没有,他们永远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过我年龄小点,赶了一个末班车,我上大学25岁。我想诸位现在,只要自己有能力,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升入大学,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尽管在其他社会的人来讲,这是属于基本的人权、教育权,可是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不平等首先就通过接受文化教育的区别体现出来,这是第一--文化。

[责任编辑:曾宪楠] 标签:读书会 刘小萌 潘鸣啸共话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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