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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25期]陈冠中:一个香港文人眼中的北京

2010年11月08日 14:32
来源:凤凰网读书

欢迎来到凤凰网读书!10月10日,第二十五期读书会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举行——邀请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媒体人陈冠中先生,以及年轻作家蒋方舟、资深编辑徐晓女士一起聊聊我们的城市与文学

本次活动我们在凤凰网读书会官方微博(http://t.ifeng.com/ifengdushuhui)及凤凰网读书会微博小组(http://t.ifeng.com/g/1453/)进行了预告和提前交流,欢迎加入和关注。

编者按: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邀请到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媒体人陈冠中先生,以及年轻作家蒋方舟、资深编辑徐晓女士一起聊聊我们的城市与文学。

陈冠中先生无论在电影圈,还是文学圈,都是“城市观察”领域的佼佼者,擅长或文学,或艺术,或纪实的批评城市文化。早前一直生活在海外、香港、台湾的他,写过尖锐的《香港三部曲》,剥离出一个一切用钱衡量的香港,在香港文化圈带来一阵“反思旋风”。千禧年,陈冠中先生开始长居北京,09年出版了《盛世》,近期又出版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尝试以一个香港人成为北京城市人的角度看待这座城。

蒋方舟一直以超越年龄的冷静、深刻、反思的写作方式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一定和城市以及阅读有极大关系。在北京读书的三年,她也试图从这座陌生的城市之中找到认识的基础,她依旧感觉是有距离的,但是开始观察及找寻无法亲近的原因,或许那是大多数外省人的体验。

因此,无论从观察视角,年代距离,还是阅读体验,这都将是一次特别的对话。让我们一起展开它。

《什么都没有发生》陈冠中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陈冠中:为何写一个大陆背景的小说

凤凰网读书:大家好,我是凤凰网读书会的曾子楠,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读书会。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文学与城市”,嘉宾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陈冠中老师、蒋方舟与徐晓。最近陈老师有一本新书《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先请陈老师来谈谈您写这本书的过程。

陈冠中:大家好,这里的气氛这么好,唯一不好是我的普通话,普通话是我的第三种方言。我的第一方言是宁波话,有点像上海话但不一样,年轻时去了香港,最流利的是广东话-粤语,之后我在香港学各种各样的国语,包括上海讲的国语,台湾讲的国语,1992年到大陆来也学了一些。我说普通话是很乱的,大家听的可能比较辛苦。我先说一下这本书,我在香港长大,40岁以前主要都在留学、出国。香港在1949年之后人口膨胀,1945年香港有50多万人,但1949年一年差不多就有100万人来到香港,到1950年差不多有200多万人进去,人口膨胀得很厉害。人口增长带来了婴儿,所以香港的婴儿潮,所谓Babyboomer也是从1949年开始的。大家知道可乐瓶子的形状,上面是窄窄的,下面连起来,再围下去。婴儿潮就是窄的时候慢慢膨胀,到最顶点再往下走,再往下后来人口又少了。1949年到1965年,香港婴儿非常多,我是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因为人多势众,在各地都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族群,后来跟香港的经济发展配合,影响挺大。我这本小说就是讲一个婴儿潮长大的香港人,比较有代表意义,是一个做管理的经理人。看着香港从比较贫穷的五、六十年代慢慢到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婴儿潮这一代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在我们进入青春期的前面,一个在青春期的后面,差不多完成了我们的教育,英国的乐队Beatles(甲壳虫)在1963成立之后,1964年第一次出国演出,去了美国之后又到了香港。香港是他们巡回演出的站点,那时候香港的学生都疯了一样被这种音乐打动了。以前男人头发都要在耳朵以上,披头士头发盖过了耳朵一点点,这个盖过一点点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有评论家说道德要沦亡,头发这么长,世风日下。婴儿潮的一代与父辈突然出现一个文化认同上的代沟,这是我们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冲击。60年代我们还穿破的牛仔裤,唱美国的民谣,这都跟上一代有很大的差距,有点文化上的差距。1973年是我们青春期的尾期,之后我们要到社会去做事了。1971年,香港股票100多点,1973年升到1700点,那一年股票崩盘,从1700点掉回到100点。香港人明白原来股票会赚大钱,也会使你跳楼。我们的青春期受到了欧美流行文化影响,同时也感受到金融经济对我们的冲击,这两个事件包住了我们的成长。待会徐晓,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来会说她的《一生为人》,这个反差是很大的。1973年之后,香港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好,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城市,出现很多服务行业,需要很多管理人才。这些管理人才基本上要受到学校的训练,会看报表,能写计划书,这些能力都要有,很多香港人都在从事这种行业,我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写这样一个人。其他的细节有机会再说,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完全是在城市成长的一代。文学可能比城市起源更早,但小说几乎是一个城市的代替。小说的起源跟城市新阶层的出现分不开,尤其在西方,所谓的西方小说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媒体。诺贝尔奖得主略萨也说过,器乐可以歌功颂德,可以赞扬一个当时的主流思想,但小说要写得好,很难歌功颂德,歌功颂德的小说很难写得好看,小说不乏整个都是写一个已经破碎了的、不一定有共识的、或者主流以外的东西,这个待会我们也会谈到。方舟现在是清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很早就开始写书了。

蒋方舟:这本《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看了两遍,《盛世》我也看了几遍。从语言上面我更喜欢《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从整个记述和情节发展来看我喜欢《盛世》。我想可能是因为描写城市不一样的原因。《什么也没有发生》大部分是在香港,很多的场景包括故事都是熟门熟路的,能看出作者和整个时代的变迁,它的脉搏是重叠在一起的。作者和程序的心境反而给读者一种隔离,感觉对很多场景不太熟悉。但《盛世》写的是北京,很多对北京的描述是带着试探性的,有一些用力的成分,不像与香港这么熟,所以我想知道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哪个城市更好书写一些,是北京还是香港?

陈冠中: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之前出的一本小说叫《盛世》,基本上以北京作背景。2003年我搬回到北京,之前已经在北京住了三年,我一直想写一个大陆背景的小说。曾经想写上海背景的,也想写点其它地方背景的。比如说我看了李洱的书,我也想农村的,但是根本写不来,包括上海这么一个城市的小说,我都写不出来。张爱玲去了美国之后,想用英文写的一个小说,就没写成,留了个名字,我把它变成中文叫《上海闲人》,写当代的闲人,我想这个容易了吧,我自己就是一个在中国的闲人,应该可以写出来吧?但其实很难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不在这边长大、生活,很难去写一个关于这个地方的文学性的小说。每次写到一半都觉得一点底气都没有,觉得写得不够真实,不太肯定里面的人物写得是对的。这跟我去写香港的题材完全不一样。香港的题材,我觉得对的东西,大概就是对,哪怕我的观点并不代表所有人,但有一种文学上说不清的真实感,作家知道这种真实感,只有你真的在这边生活很久,才能出现。香港是这样写的,在大陆不能。所以有些小说,我认为不在这个地方长大是有缺陷的,很难写。幸好小说经过这一两百年的演变有很多种类型,什么小说都可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甚至完全是虚构的,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都可以写。所以2008年我才突然想到怎么去写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的小说,只有《盛世》这样的故事,我才敢把它写出来,比如说写我的成长,我就不能写这样的小说,而写《盛世》这样一个所谓乌托邦小说却可以。乔治·奥威尔不是在苏联生活的,但他也可以写《1984》。亚瑟·柯斯勒写《正午的黑暗》也不是真正经过那个年代的审判,他也可以写。有些小说可以有这个,你不在这边生活也可以写,有些小说,我真的觉得不能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蒋方舟:如果让我去写北京的话,我也觉得没有底气,因为我一直都生活在五道口城乡结合部那种地方。

陈冠中:还不算北京?

蒋方舟:对,北京主要的文化圈我也不太了解,像我们这一代上大学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城市,主要是在大学城,不知道是不是八九的关系,永远都离市区很远很远,对这个城市永远都是很隔离的。如果说我们这一代要描写一个城市的话,可能会更困难一些。看《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主人公,很容易联想到《局外人》里面的莫尔索之类的人,比较游离于各种感情和实体之外。我前段时间第一次去香港,第一次体会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香港的年轻人感觉很上进,很勤奋,对火热生活的投入状态要胜过大陆,这个反差是怎么来的?

陈冠中:这个小说为什么出版社愿意做呢?其实不是我给出版社的,是我一个好友吴思帮我张罗的,吴思是《炎黄春秋》的编辑,写过《潜规则》,他看到就说这个小说你要出。他说这个小说有点加缪的《局外人》的感觉,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有这个高度。刚才说的婴儿潮,其中一个就是文艺青年在60年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对它的哲学很清楚,也愿意穿偏衣服来表示我们对人生的态度。但其中一个出名的著作就是《局外人》,拍过电影,虽然看的时候不太懂,但一个苦闷的姿态是我们愿意投射给旁边人的。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局外人》,但好像大陆有朋友会拿它与《局外人》比较。我在写《盛世》的时候已经30年没看《1984》,但每一个大陆的朋友一看到《盛世》就很容易联想到《1984》,真的是阅读的切入点不一样。什么方面让你有这种这本书像《局外人》的感觉?

蒋方舟:更关键的是那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态度,对于金钱也好,对于感情也好,那种无感的状态,已经不是钝感了,根本就是无感的状态。这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差别很大,虽然大家都号称自己在感情方面有点顿顿的,但我觉得对于一些实际的,对于评价人的,对于金钱等,大家还是很投入的,没有像文章主人公的那种游离的状态。

陈冠中:其实这个主人公是想把事情都切得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蒋方舟:对。

陈冠中:他想用一种对待项目的思维对待人生,在经济上做一个项目,把项目做好,赚到你应该赚的钱,然后合约满了,你就走,去做下一个项目。他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最理性的。

蒋方舟:他对成功之类感觉没有什么向往和期待。那一代的人真的是这样吗?我比较好奇。

陈冠中:他心灵上有点像个僧人,佛教的僧人。但是他的感观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一方面情感上没有牵挂,一方面很喜欢享乐的东西。所以表面上他也是很欢乐,但他其实没有投进这个情感,在情感上不做投资,是一个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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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香港 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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