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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26期]柳红:八〇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2010年11月16日 17:18
来源:凤凰网读书

柳红与阿忆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改革以来的三代经济学家

在这本书里,我是用人物给串起来的,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改革以来的经济学家,按这三代来划分。1920年以前的是一代,马洪、蒋一苇他们都是1920年生人,在他们之前还有比他们年长的。我再说一个名字孙冶方,你们听说过吗?

阿忆:听说过的举手。

柳红:孙冶方,好。

阿忆:十二分之一。

柳红:薛暮桥听说过吗?有两三个听说过的。

阿忆:听说过孙冶方的就听说过薛暮桥。

柳红:对,他们其实是堂兄弟。

阿忆:都姓薛(孙冶方原名薛萼果)。

柳红:对,都姓薛,江苏无锡人,我在书里面把他们给归到了第一代,他们身上有共同的特征,不管他们的个性有多么大差异,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早年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人民的富裕,他们这个东西一生没变过,从来没变过。这是第一代。

第二代是从20年到40年,主要是集中在1930年代出生的人,比如说老一年的有刘国光,现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左派,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可以简单的用左和右来分,要历史地看。我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曾经刊登在《经济观察报》的一个专栏上,刘国光的这一篇几乎是最后一篇,以前写的现在人是能接受的,所谓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唯有这一篇变成了一个所谓左派,马上就有人质疑我了。我以前没有亲自跟刘国光谈过,但是我最近跟他谈了好几次,也知道他究竟关怀的是什么,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人们曲解了他的意思。他可能用了一些老词,比如计划什么的,人们就说他要回到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贴标签,现在学术界简单贴标签、划派、站队的情况还非常多。

阿忆:在微博上更是。

柳红:其实这是前三十年的流毒,当然这个流毒已经这么多年了。

第三代极其精彩,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和你们的年纪差不多,他们干得惊天动地。这些人现在分化得很厉害,有的人当官了,官职最高的是谁呢?

读者:王岐山。

柳红:对了。

阿忆:挺厉害,是提前看书了还是早就知道?

柳红:可能是学经济的。有的是出走了,还不能回来的,也有的经商了,挣了大钱。还有的就是现在是普通老百姓。写这一段历史,我大概采访了七十个人。这本书里有五百多个人名出现,我几乎就沉浸在八十年代里了,可是当写完以后觉得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多要做。写出来的特别有限,他们采访的量非常大,谈了很多,文献量、阅读量也特别大,但只是提示性地呈现了这么一点。这是第一步的工作,还是对八十年代做一点总的评论。

八十年代批判和创新在一起,我再说刚刚年轻人开会的事儿,这些年轻人在农村过当兵,70年代后期回到北京。他们怎么串起来的?是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另一个。比如说今天要到某地聚会,大家互相口口相传就都去了,从来不知道这个聚会的主题,但是大家到一块就谈。他们形容起当时那个场景,一个人说我不同意他,或者我同意他就复议,这一次把这个朋友圈就扩大了,下一次就是更大了。

阿忆:这个是什么时候?

柳红:这是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有这么热烈的、这么自由的空间,而且老中青三代优秀的人物在八十年代同时出来了,那是什么劲头?那真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能量太大了。这能量就是有种势,除了这些知识分子,除了这些学者还有高层。当时的官和民是一气的,那时候的改革是全民族的改革,1987年那种和老百姓的沟通太多了。

87年有一个周末,在北京的街头有一个活动叫“跟老百姓对话改革”,两万人上街,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站在街上,就是答问。当时人们的热情那么高,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有无限的可能性,大家都在憧憬未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不知道有什么憧憬,是不是看到头了,房子挣到什么时候,还贷会还到什么时候,接下来怎么样。那个时期有空前的凝聚力。

阿忆:姚依林副总理说话说得特别慢,语速比温总理还慢。

柳红:那时在街头,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在西单,报纸上经常有关于改革的知识竞赛,发一点小册子到边远的山区,大家翻山越岭的要去答题。我现在走访的所有人,所有这些当年过来的经济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对那个年代太怀念了,特别留恋,大家也对现在有好多批评。

在座的可能不知道八十年代,你们现在所享受的,高兴的,痛苦的,生气的,快乐的,你们所了解的改革的结果,我不说是成果,是现在这样的。那个时候的手机可能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但现在是你们的现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精神上觉得不够,每个人虽然好像有这么多物质的装备,依然觉得自己有点空虚,恐惧,觉得不够有力量,还需要多挣钱来武装。

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钱,可大家就觉得那么有劲,觉得信心十足。当然这样的历史在了八十年代末确实是结束了。我先说这一点吧,咱们俩对着说吧。

阿忆:咱们俩对着说,唱天仙配。

柳红:我刚才说到的,我简单讲他们每个人一点,你要知道这些人多了不起。孙冶方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牢七年,他当时在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在监狱里他要用脑子来把这个社会主义经济论一遍一遍地写,腹稿就打了八十五遍,你们想想这是什么精神。

薛暮桥是2005年才去世的,他活了101岁。在1995年的时候,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个人都接受了当时的中选部长陆定一的任命,让他们写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于是这三个人一生都在做这个事儿。我说的孙冶方就是那个样,打了八十五遍腹稿,从监狱里出来又接着写,但至死也没写出来。因为他脑子实在,这样一个所谓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过不去了,脑子逻辑上不通,他又是个求真知的人,所以最终也没有结果。孙冶方以失败告终。

薛暮桥从1955年接这个活,他也写了一辈子,也是写了无数稿,到最后他也实在写不出来了,但是他非常聪明,他就改了个主意,他说那我就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写了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卖了一千万册。于光远也写了一辈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成立就建立了于光远写作组,还是让他写这个。一个班子,包括冯兰瑞,他们一起,但是他也没写出来,他只出了七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也只能是探索,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我们一生的使命,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能够为后人指出一条路来。但他们这样的探索有价值吗?当然有价值。

于光远在1976年开始组织按劳分配会,这是拨乱反正最大的举动,四次按劳分配会,全国各地都来人,开始谈利润,谈是不是可以有奖金,中国改革就是这么起步的。现在大家好像拿多少钱已经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点点来,是这样一些前辈们一点点拱出来的。

蒋一苇改革开放以后,只活了14年就去世了,是九十年代初去世的。但是他一年一个事业,比如说建一个经济管理出版社,经济管理杂志,建改革杂志,经济管理刊授大学等等,总之每年一个大事。其他还做很多事儿,没有任何的利益在里面。不像现在的人,要给自己争一些名利。其实我写这本《八十年代》很大程度是在两年前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有感于那个时候有好多评选,改革三十年三十人。其实八零年代早先改革的那些人物已经不在了,现在再评选的这些人,等于一些果实落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得到的是大于他们贡献的。他们得到了别人的东西,对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其实历史是丰富的,有千军万马这么多人的努力。

原社科院经济所的黄范章老师将近八十岁。他看了我刚才说的那三个人,那三本书的故事,他就感慨深沉,当年老一辈他们探索改革是在刀尖上,一方面要顶着政治上的摧残,一方面要克服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现在坐在沙发上,真是不能忘记他们。现在何止是坐在沙发上?现在是得着好多的名和利,改革甚至于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阿忆:现在坐在铜钱上。

柳红:对,所以我想说,中国的这三十年改革有两段,一个是1989年以前的改革,一个是90年以后的改革。当然未来大家一定是朝着一个方向走,但可能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大家现在看到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不满都会疑问,当初怎么会走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其实初衷不是这样,八十年代也不是这样走的。那时把未来改革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等等)都已经想到了,而且有防范,最大的防范就是在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在蛇口、在天津开发区已经有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选举这样的试验也都做了,这个是本来的改革路径,当然历史没有这么发展。

[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年代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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