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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26期]柳红:八〇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2010年11月16日 17:18
来源:凤凰网读书

柳红: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也要做好自己

读者:两位老师好,我听了您的话,觉得很有感触,现在这个时代,物质很丰富,精神很崩溃,您能给我们大学生一些建议吗?

阿忆:这个好难。

柳红:这个有点难,因为这取决于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依然有能够把持自己的人,就看你要什么。像我们应该说已经活了五十岁,也算是一大半的人生,我觉得自己的道路一直没变,还是八十年代的那个我,常常有人羡慕我过特别简单的生活。有人就觉得我这样生活挺好的,其实过去这二十年,中国这样的发展,人们跟着潮流走,我一直是在这个队伍里,现在有一些人开始否定这二十年,开始走一条新的道路,向后转,显着我在前面跑,仅此而已。

掂量一下得失,我觉得是得,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扰乱过,从来没有为挣钱去干过什么事儿,而且我特别早地辞掉工职,成为个没有单位的人,现在的人怎么会想像要辞掉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呢?但我就辞掉了,大概是在1994年就离开了。现在我的同代人也可能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总是说我们做不了,还得要这个那个。当你年轻时,你有好多的选择。我们过去总爱说世界观,这话又俗了,就是你基本价值,要做什么。要自己有力量,还是做自己的吧,别做别人眼中的那个你,当然不容易,要内心强大。

人家都说像季羡林他们家没装修,地下都是水泥地,黑乎乎的,季羡林穿个布衣、穿个布鞋,但是想想那是一座泰山,他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装点吗?很多人需要装点是因为内在的空虚,他需要外在的装点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这个我想你就可以选择了。我觉得走荣华富贵那也是一种选择,我不反对,每个人都可以,只要是正当、正派的都可以。所有的事情,比如说经历过死亡,很多年也都和癌症病打交道,和丧子妈妈们打交道,对人生会有一番不一样的感想。人还是做人,事其实都是载体,有个人通过做工人完成一生,有的人通过做农民。很多农村家庭妇女,她们很有智慧,特别明理,虽然她们可能是文盲,文化和智慧不是一回事儿,好多人徒有很多知识,但他们都在做恶,知识还增进了他们恶的程度,关于这点,咱们都太有感想了,你肯定也有很多的感想?

阿忆:我可没有你那么心灵强大。我很弱小。

柳红:没有,您也很强大。

阿忆: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但这个心灵经常遭到环境的修理,比如说刚才我们在休息间的时候说到,我的房子经过了3年的维权,维权的时候我非常坚决。

柳红:真棒,我也开始维权了,我今年不是起诉吴小波了吗?

阿忆:现在有记者。

柳红:没关系,我总想知识分子太爱说大话,登高一呼,好像是他发明什么理论,那个话讲得多漂亮,但是事到临头怎么做才最重要,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在医院最大的感想。我们在医院里面常遇到非常贫苦的人,我就发现真善美在草民的阶层里永远存在。

这个社会他们是主流,靠他们这样滚滚向前,这些人说的好听,但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们可能去关爱远方的大熊猫,但他们根本不关爱眼前的人。我们做不了大事,人生真的很有限,可能我们做的很少,但是从自己做起,每一件事到你这你掂量一下,我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侵权抄袭我的书,我要不要打官司。我可能害怕没干过,也不懂法律,但我现在坚决走上这条道路,因为这是最大的建设。一个懂法律的人曾经鼓励我这样做。他举例说一个农民,因为输血得了丙肝,漫长的十年路去起诉,挫折太多,结果现在居然成了一个法学专家,一个血液病的专家,他们家全是这种书。因为他走上的这条道路,成就了他伟大的人生,所以我就想我们少做教育者,应该自己去行动。

阿忆:我的维权成功了,可能三分之一的业主是北大、清华的老师,最深的感想是这些老师在课堂上可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等到维权的时候,就只有两三个人在,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我不断换新颜,把它拿下了。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那些大师的家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比如说冰心先生的家,它是个正方形的家,墙脱落皮的就好几处,桌子是很不时髦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写出影响了我童年时期的东西。这种生活方式比较牛,特别是当大家把家都装修成那样了,我再装修成冰心先生那样谁来了谁自卑。

季先生搬到普遍的两居室以后,我也去过至少5次,都是带着摄像机去的。记得一进去以后,左边是书架,右边有书架,类似与图书馆那样,地也就那样,摆了好多的小马轧,外国的一些博士生来到这上课,季先生坐在椅子上。不管你是谁的孩子都要坐在马轧上,这么教他们我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我想我家就弄成季先生和冰心家那样,弄一些小马轧。我心灵是强大,但环境逼迫,儿子说不行,哪能这么装修,这是人生活的地方。我就说像季羡林什么的。他不知道谁是季羡林,所以我很痛苦,最后向他们投降了,照他们的意思装修成你们司空见惯的那样。我有一颗独立的心灵,但是我的环境不让我独立。

你问了一个不错的问题,但是可以更不错,你问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专业上讲,叫内涵极小,外延极大,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谁能回答?1982年的张海迪,1986年的朱伯儒,还有1987年的史光柱(唱小草那个人),他们都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也没多少人爱听,他们那个时候只要上镜就成了名人。

哪种问题你一问别人特别好回答,又特别有效呢?正好相反的,外延极小,内涵极大,通俗的讲你问一个人说你哪年生人,他回答就特别简单,有规定性。

柳红:这是专业指导。

阿忆:这是一个小问题,正好说到80年代那几个人物。

柳红:还有一个呢?

阿忆:1981年是李燕杰。第一个讲演的李燕杰是“美的生活”,然后是张海迪“身残志不残”,他们这样一些人讲人生,我当时是被鼓舞的,那是80年代的一种精神,尽管空泛,但是向上。回头我一想这样的讲演不能解决我们生活的实际问题,它能培养一些大人物。比如说一万个人里,有一个人未来是大人物,他听到这种向上空泛的东西,他能成为大人物,这对他是有一定的激励,但是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没有指导。

这是80年代的特色,每一年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名人,因为对公众讲生活而出名的,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现在每年出一个名人讲三国或者讲论语,不一样。好,谢谢你的提问。

读者:阿忆老师您好,您也参与了很多媒体节目的制作,您认为中国媒体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吗?芮成钢讲上次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很多媒体报说他们劝捐,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媒体自娱自乐,说了很多假话,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像打麻将一样,明明知道不能糊牌,为什么说要糊牌呢?

阿忆:我们家乡东北人有一种的幽默天分,像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那样,一套一套说出来,但是我确实没这个功夫,首先芮成钢不能称先生,也就是一个兄弟,他说的这件事本身我不了解,但是我亲历了很多事情,就像芮成钢一样的,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个存在。

我们传播学院讲本身有一个存在,当你用新闻方式或文学方式传播,真实的存在和你转播出去的东西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经由媒体了解的世界是拟似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播?

学术上我们是为了传播一种真相,这是学时政新闻不能违背的,我们中国内地是学新闻的人做新闻,新闻和学问是不着边的事,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调查和复述真相,它更多的是公检法。在西方它是跟民主政治合一起的,跟学文完全不着边,但这样一些人做新闻没有新闻转播的底线,只要点击率、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没有这根弦要正经传播它。按照我们的程序,柳红老师一出现,我们头脑当中固定出现几样东西,第一,她是子尤的妈妈,但是怎么能把这个炒活呢?就是子尤他妈爆料,这是一种传播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柳红老师是吴景濂先生的助手,这又传播出去了。

柳红:这个说出去了。

阿忆:很有可能他还不全说完,说是据传,或者是早公开的秘密。还有现在柳红老师跟吴老师打官司又爆料或者说炮轰,越来越大。2006年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博客,说老师工资低,结果遭到全社会的抨击,但只有老师认为我是这个行业的英雄。原来是100块钱,现在变成200,所有工资都涨了一倍,所以老师们都认为我是个英雄。

可是记者不管,他们做了后期报道,说比工人富裕这么多他还哭穷,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被他们这么娱乐化了。在更早的时候我说刘胡兰到底是怎么死的,她是有历史真相的,我们做传播一定简单化,才容易被传播鼓动,所以把要线索要素都简单化,才容易被我们记住,才可以放在课本里面,真实的情况就很复杂了。

就是他要走一个捷径,原来这个人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你加大他的负面影响或延续它,这样东西发展越来越大,是以这种方式来传播说的,所以芮成刚为什么他说的是对的,我不了解,我所经历的一些事都是这样被传播的,甚至没有道德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年代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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