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读书会第27期]对话刘瑜: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2010年11月23日 17:43
来源:凤凰网读书

 

刘军宁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刘军宁: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

读者:各位老师下午好,刚才您也提到了比较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我想请问刘老师您在剑桥的时候有没有被反问过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您刚刚有提到真诚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比信念植根更深的一些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政教合一的国家,您刚才提到人的本质是自由,但是宗教本身会对人有一些的行为上的限制,也许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可能在道德层面带来一定的体现,我们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宗教的看法。

刘瑜:对宗教的看法?我不信教,我是一个鉴于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之间的宗教立场,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崇尚宽容这种价值的人。你要看历史,也许有一些宗教力量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来看,比如我美国,在英国甚至是在中国,我观察很多宗教力量其实他们都是在一些很好的事情,慈善还有教育还有医疗方面的事情。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来说,我觉得它是,至少我看到的,是挺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我还是没有被任何人说服过,去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

读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现在民主需要公民现代的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什么是适应现代民主的现代公民道德观念呢?我国目前的传统道德观念中,有哪些是与那种现代道德观念相抵触的?该如何对待民主体制和传统社会道德冲突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是古代传统道德观念,说是父母官,视官为父母。而现在民主观念中现在的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处理这种冲突带来的问题呢?

刘瑜:我觉得传统文化和民主文化,在中国来说,有相融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相融的地方是什么,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是有积极公民的这个传统的,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积极公民的传统。然后不相融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权威人格,就是我以前也说过中国人对这种权威的习惯性服从,我觉得它的确是有问题的。

怎么样去消解这个矛盾,我觉得这是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消解力量,因为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是用一种契约精神来代替一种服从的文化。而且市场经济鼓励的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它和传统的那种拉关系、那种根据你在权力体系当中的位子来决定资源的分配是相矛盾的。所以对市场经济消解这种传统的权威文化,我是抱有很大的信心的。

公民社会对那种传统文化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消解的能量的,因为这种公民文化,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它是一个水平的人际交往方式,就是大家仅仅是对某一些观念有一个相似的看法走到一起,并不是一种垂直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不是在一个权威结构里,所以我觉得这种公民社会对消解传统也有很大的好处的。

读者:刘老师,之前喜欢您的一句话:"自由主义不但是一个立场问题,更是底线问题。"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转变,还是两方面都有的这么一个观念。我想问一下三个老师对信仰或政治方面的信仰的看法,因为宗教信仰可能大家有的比较少,但政治方面的信仰想听一下三位老师的看法。

许知远:我不知道政治信仰,那个太大了,当然你想有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更多是对个人自由的确认,但所有的事物存在张力之中凸现出来,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单极式,不是A就是B,世界永远存在张力之中的。

个人的自由当然很重要,但群体的归属感同样很重要,现代意识当然重要,但传统提供的保障、安全也同样重要。他们都在张力之中获得了我们渴望的那个东西。背后一种越来越强大的,过去十年强大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带来一种新的情感方式,有点像报纸刚刚发明的时候,或者广播刚刚发明的时候,你们是这一代信息革命的承担者。这个经济革命是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归属感,这会带来各式各样集体的诱惑,包括你也属于其中之一,刘瑜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大家都在谈她也是方式之一,这种反对社会的功利性和蜕变式的方式,也同样受到很多危险,我是眼睁睁看着过去几年里,一代年轻人个人主题性方式的严重性,问题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是谁,我是80后?我是90后?我都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抽象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倾向变得明显,这个跟整个国家化的倾向有关系,也跟整个媒体有塑造,跟信息革命带来的这种后果有关系。

想重新确立自我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确立这么多大词和你个人的关系,特别容易在说这种说大话的过程中,淹没在一些漂在空中的细细的这些里面自得其乐,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刘瑜:刚才你讲的,所谓的转变,我觉得不存在一个转变,我觉得我对自由和民主,这两种价值都是非常认同的。可能这两者之间有时候的确会存在一些矛盾,尤其你在美国生活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就像许知远说的,它是有一种张力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有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无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也是它的美好之处,如果对这两种都同样美好的价值观,你同样都抱有信念,无非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眼光会更复杂一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后面那个问题我忘了。

刘军宁:他是问观念的问题,观念对人的行为怎么说呢?是不是应该本着自己的观念来,观念如何渗透到信仰。

读者:不是,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如果他没有一个信仰的话,他怎么能支撑到现在。

刘军宁:观念的渗透性。

刘瑜:观念如何渗透我不知道,难道一个人真的需要信一个人格化的神才会变得坚强吗?

读者:我的意思是政治方面的信仰,不是说宗教信仰,比如说信仰自由或者信仰正义。

刘瑜:我不知道,因为我对信仰这个词一直感到比较困惑,比如说在中国,大家经常会说一句话,这是句话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时代或者这是一个信仰沦丧的时代。我觉得信仰有那么重要吗?比如信仰危机这种说法,那个说法的前提是,似乎是我们曾经是有过信仰似的。可能这个命题本身就值得怀疑,比如说可能文革的时候,大家万众一心,挥舞着红宝书,那是信仰吗?在你没有信仰不自由的环境下,那种东西叫信仰吗?我觉得它无非是对权力的信仰,而不是对一个观念的信仰。反正对我来说,我是不需要依赖于一个政治信仰,才能够去推广我自己的一些观念。

刘军宁:我想从三个比较著名的话题开始说这个事件,最早的胡适说的,深得中国知识分子人心的叫做"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我不同意。任何一个问题在今天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比如在古代没有自由的观念的时候,缺乏自由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观念之后,你缺失自由这才是问题;当你没有恋爱自由观念之前,父母包办不是问题,当你有了自由恋爱的观念之后,你才知道父母包办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主义,任何一个问题的严重都是意识形态下的、主义下的问题,没有一个主义没有被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现实。没有主义就找不到问题,你让猫来看这个世界,它能看到什么。挺好,就是没吃的没老鼠。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主义之下的问题,一旦抛开了主义你找不着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两天有一篇文章更吸引人眼球,叫《极左和极右都很危险》,吴敬琏写的,极不左极不右不危险,有点左有点右不危险,又左又右不危险。

读者:中央不危险。

刘军宁:中央不危险,好,出来了第三个话题,叫"一手要自由,一手要福利"。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福利是要别人付出的,自由不需要别人付出。在大街上走没有人替你掏钱,但你要说想免费的读完博士,就要有人替你掏钱了,这是一个福利;我想带薪生孩子,这就有人替你掏钱了。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要两个冲突的东西,不能既想上大学又想上幼儿园,但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一种折中主义。反左反右,反右倾,最好的是毛泽东啊,毛泽东一辈子反的十几次,打倒过很多左倾和右倾的人,仅仅说左倾和右倾能使自己正确吗?仅仅说自己又反左又反右,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吗?不可能,所以我要说任何政治的信念都必须有信仰的依托。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可以主张,比如说我就要自由,不管别人怎么来的,我就要自由,认为人是平等的,别问我人为什么是平等的。做一个人可以不回答,但作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然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平等就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很快的失掉自由,所以中国人总是把自由当做货币,一旦看到更合适的东西,就毫不犹豫的支付自己的自由。

 

[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作为生活经验 经验的政治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

一周图书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