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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27期]对话刘瑜: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2010年11月23日 17:43
来源:凤凰网读书

 

刘瑜、刘军宁与许知远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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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确定,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凤凰网读书:同学们肯定有很多问题。

读者:刘老师你相信你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民心力量吗?

刘瑜:那我要问你们相信自己吗。

读者:刘老师,我想问您,民主是所有人都发出对峙的声音,而在中国,在一些中部地区或者局部地区,他们没有平台发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你觉得网络是一个合适的平台吗?他们没有发出请求,你怎么知道你认同的那种民主在中国只是一种非军用化,而且令它也具有价值?第二个问题,你在民主这本书里提到了美国的经济跟选民的热情中选举的嘉奖,您给的解释是说民众信任这个民主制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观念,种种讨论很多事情的能力下降了,他对政治的热情和怀疑态度导致了这个现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瑜: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网络是不是能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一个好的渠道。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有选择吗?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宜黄地区出的自焚案,像后来那个叫钟如九就是当时自焚那个人的家属,我觉得对他来说,他通过微博不断的去说,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最后把他母亲和他的姐姐都转移到比较好的医院去。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实际上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去法院的话,因为法院经常受当地政府的指使的。虽然我也的确认为就网络的表达有时候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我觉得在现实的条件下,它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力量吧。

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投票率,我觉得美国的投票率,实际上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美国投票率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越底层的人,一般来说投票率越低,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他们的投票率比较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我看有一个学者叫BryanCaplan,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性选民的幻象》。它是讲什么的呢?就是说当民众,他的政治知识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实际上低投票率是一件好事,因为投票本身成为一个过滤一些不合格的选民的方式。所以除非你能够配套的让民众的政治知识达到一定的高度,你盲目的去推高投票率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比较同意他这个看法。

读者:刘老师,你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些时候感到非常无力,因为我们中国当今的社会变革形势,作者和他的实践并不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像龙应台能够让民众振奋传导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刘瑜:我先说一下,然后看一下,刘老师和许知远有没有补充的,作为一个坐在家里思想的人,我的确有时候会感到很无力。比如说,我觉得我怎么说的话题,尽是往敏感词的那个方向去,尤其是刚才我是打车来的,我到那个蓝色港湾门口下来的时候,吓我一跳,因为这个蓝色港湾的对面是公安局,旁边是国防动员委员会。

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看到像陈光诚的例子的时候,我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甚至对自己会有一点愤怒,因为就这样一个好人,帮助那些当地的农民,那些被强制去堕胎的人,一个盲人,被抓到监狱里去,被判刑。你看了以后,心想你的确会非常非常的无力,然后你对这个体制,包括对你自己都会感觉有一点愤怒。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放长你观察历史的视角,你放大你的视角,那么你对你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改变的历史,会有一个非常低的预期。如果你的这种预期比较低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悲观,就是这样的。

刘军宁:这位同学提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也希望刘瑜老师尽量把容易的问题交给我。实际上几十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充满无力感,而且很多人由于无力感的重压变得冷漠了,变得不去多想了。但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个无力感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在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之下,你还能想什么,还能做什么,你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你可能的行动是不是能够有新的认识,或者去有心能够去解决。

刘瑜: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前一段好像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它们还有一个聚会,其中好像是秦晖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我没有去,他说的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对大家都有一个鼓舞的意义,他说的是“正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许知远:可以补充一点东西,叶圣陶在1920年写了一本书小说《倪焕之》,大革命之后一代知识青年们,新文化运动鼓舞不起他们的热情,“五四”给他们了一个巨大的力量感,最后某种幻灭。五卅运动突然来,他们和贫民工人结合在一起,刚刚起来的启蒙到大革命到1927年又开始幻灭了,他们在纠缠,内心的纠结要比我们这代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

读者:你好,你刚才举的例子说,我们讨论中学生该不该做头发,该不该管理这个事情,然后忽略了重大的事情。然而有些人知道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发生大部分人拿这件事开会,所以现在整个国民的层次可能真的应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去国外很多地方见过,也看到过,所以你回来以后比我们感觉更加愤慨,很多人觉得中学生的那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尽快着眼于现实,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话,这样弥补历史的传播可能会更有意义。

刘瑜: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问题不可以讨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问题意识一定要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成正比,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世界。

读者:刘老师,我是马上要出国的人,大家出国的原因实际上大同小异,要么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要么你不喜欢一些东西,所以想要出去看一下。但是回来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个稍微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回来。如果你觉得很私人的话,你可以回答的广泛一点、宽泛一点。

刘瑜:我回来的确有一些私人的原因,确实是可能不太好讲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很简单,去年许知远同志剑桥待了一年,他刚去的时候,非常雀跃的跟我说,我要在剑桥读博士,我要申请博士,后来就是过了半年以后,再也不提这一茬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其实我到那边去,就是过着一种类似于修道院的生活,在我自己看来,就有点太孤单了,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人。

比如说你身边的老外,他们不太关心中国问题,这也可以理解。大部分在国外的中国人,他们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公共问题意识的,实际上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自己特别孤单。我倒不是一个对社会交往很强烈,很多需求的人,因为本质上一个宅女,但是我还是希望生活中有三五知己有时候可以和你交流,因为你长期生活在那种比较孤单的环境里面,不单单是说你的精神上觉得不愉快,而且你的思想本身也会萎缩,因为人的思想是需要一定的碰撞和交流才会产生的。


 

[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作为生活经验 经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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