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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写父辈,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2011年05月20日 16:4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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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没有读过阎连科的小说。或许以前读过,但是忘了。这一次,之所以读《我与父辈》,不是出于谁的推荐,而是它的题目和内容介绍就吸引了我。

很多年前,还在中学里,有一次,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徐捷写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

父亲父亲

你喝水时我在看你

我把这两句诗念了整整一节自修课。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两句诗很好,但是我也还是不知道它们究竟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

《我与父辈》开始触动我的,却不是父辈的什么事情,而是作者阎连科自己充满艰辛苦难的少年时代。这种艰辛苦难从一开始就弥漫在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行间。当我看到十六岁的他竟然要争取机会,去做每天十六个小时的苦力,恨不能当下搂着阎连科的脖子大哭一场。“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屈子的情怀。对于我们这些常人来说,普遍的民生之多艰总不如具体的某个人、某个家庭的苦难更能直接打动内心深处。

置身于这样的苦难之中,尤其是亲眼目睹,并且从城市户口的女同学那里切身体会到不啻天壤的城乡差别之后,萌生出逃离的念头,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至于他选择了文学创作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我们就不妨说是命运吧。

命运看不见摸不着。真真切切呈现在眼前的是父辈们的生活、劳作。我们倒不如说,我们的命运就蕴蓄在他们的生活、劳作之中。

如此,之所以要写父辈,写父辈之所以触动我们,说到底,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让我们更真真切切的看清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丝毫也不怀疑阎连科写作这本书的念心,就是他在“前面几句”里说的,因了妹妹在四叔灵前的提醒,“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觉得我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写些什么了,哪怕写得并不好,可却只要是他们关心的”。

这几句话正是我一直就想说的。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很多次。现在,阎连科说了出来。我多么希望我们这些以不同的方式(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以文字为生的人,都在这段话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越多越好。然后,无论早晚,无论多少,无论如何,写些什么,“只要是他们关心的”。阎连科郑重其事,把他的“前面几句”单列一章,从字数上看,跟后面四章很不相称,但是它们的分量是均衡的。会干活的人,无不谙熟均衡之道。然而,念心和技术还远远不是写作的全部。总会有作者无法抵御、无法掩饰的东西影响着他的写作。它使得阎连科真心诚意地阐释父辈们的生活、行为及其思想观念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作了些许改写。譬如,第四章结尾,他给大伯守灵,夜深人静,他似乎听见大伯的几句话,其中说道:“你年轻活着时,要好好和生活相处在一起;到你年老,疾病和孤独降临时,你一定要和死亡好好相处在一起。别忘了死亡其实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地跟着你,也别每天都记住死亡每时每刻都和你在一起。”这明显就是1980年代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思想对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的阎连科的影响。在这段话前面十几页的地方,还稍有些突兀地提到了西西弗的神话,以及别的一些地方,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好在经过时光的磨洗,而且阎连科自己也已然到了天命之年,存在主义思想残余已经变得有些稀薄,它已经不是重塑父辈生活和思想的模子,而毋宁是终生如泥土一般沉默寡言的父辈们的内心世界的传声筒和扩音器。“面向死亡”是存在主义最关注的哲学命题之一,而父辈们对这一命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答。以“面向死亡”为题的第四章第十五节如是说:“从大伯生病为死亡准备时,他整整又活了十年,从他七十二岁到八十二岁的十年间,大伯的生命是在和死亡聊天、说话,彼此平和相处之间度过的。”“我不能定断他明白与死亡相处的秘诀和密码,但他却有意无意地证实了这一点:正是他与死亡的平和相处,才使他总是多病而无恙。”

父辈们的离世是阎连科写作此书的契机,这也就决定了死亡是此书绕不过去的话题之一。书里用了三小节的篇幅着力写大伯对死亡的态度,写他如何把身后的一切事无巨细安排落实之后,安然面对死亡的来临。“正因为大伯不识字,因为大伯是农民,因为大伯和所有乡村的人一样,或多或少地有些迷信,相信着来世和去处,也才使他对生死有那样的坦然和轻淡。”在作者看来,有两种人,一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们,一种是大伯这样的一些不识字的人,面对死亡最为淡漠、平静,正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接着说,“面对死亡最为痛苦的人,正是我们这些识字又读书,可又读书不多、思考不够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是从幼年直到中年后,我都是一个恐惧死亡的人。……可在那次和大伯谈话后,面对死亡我有些坦然了”。

由此显露出阎连科身上那种可贵的品质。他从小就巴望着跳出农门,但是直到他已经算得上“功成名就”,成了知名作家,在父辈面前,他依然把身段放得很低很低,而且是那么天经地义、真心诚意。

他明白父辈们的迷信,却压根就没有轻视的意思,没有小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相反,他对父辈们的赞颂有时候会失去节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夸大其辞没有任何假冒伪劣的成分。恰恰就在这里出了问题:一个好作家,可以酗酒、好色、嗜赌、贪财,就是不可以在写作中放纵自己的感情,无论这种感情是多么天经地义、真心诚意。

再者,如果可以对阎连科再苛刻一点,我们还可以追问:如果对于父辈的一切都不加思辨地认同、接受下来,那么,改变这种农村生活状况的最根本的力量从何而来?莫非永远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如大伯那样的农民,永远只能对自己的命运安之若素,一如其面对死亡的淡漠和平静?

面对父辈的这种极尽谦逊和顺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作为作家的阎连科。它使他的眼光只能停留于自己的父辈和他自己,以至于到了这本书的结尾,他说:“有一堵围墙整面地已经不在了。从那儿望出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如此严肃而具有普世意义的话题,我们却感觉到他仍然只是在说着他自己家族内部的事情,跟外人多少有些无关似的。……

其实,凡此种种,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常说自己为别人,为自己最亲爱的人作出种种考虑和奉献,却不曾意识到实则也是为了自己。如前所述,写父辈,读父辈,仍然是为了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只有把为别人、为亲人的念心也去掉,或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有可能更彻底放下自己———但是,这对阎连科来说有点强人所难,因为亲人们的温情是当年看似无边无际的艰辛苦难之中仅有的依赖,就算到了现在,要他抛开这些,也会要了他的命。所以,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曾宪楠] 标签:阎连科 父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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