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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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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因为承担着“三联”第一次自己出钱派记者出国采访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两个晚上,我住在MOTEL(汽车旅店)里并非有多高兴,思想动机只是怕花钱太多,万一任务完成不好,反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MOTEL其实也是情人旅馆,灯光昏暗,门口散了一地骚首弄姿的色情广告,各路神色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将自己紧紧锁在房间里,捏着鼻子躺在艳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会长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请进了四星级宾馆(连续三天,柳会长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拉上会说韩语的中国员工,和我一起奔波于出事现场、各家医院、政府,提起他们,我永远感激不尽)。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医院寻找幸存者,接待处的护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阅住院名单,说医院里有两个中国人并告诉了房间号。我兴奋地推门而入,两个中国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劳务输出韩国做船员,都是朝鲜族。瘦的姓吴,见到有中国人来意外之余由衷地兴奋,不待我细问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遭遇;对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许是劳务输出之前对“外事纪律”之类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着我,盘问我为何不同大使馆的人一起来。我觉他事多,便不与纠缠,专心询问吴某那一瞬间的诸多细节。吴某谈兴正浓,对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长串朝鲜话,我虽听不懂,但大致猜出对方的意思一一不让吴跟我讲。很朴实的吴迟疑了一下,又陷于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灾难的回忆中。

此举没奏效,朴某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后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喂,是大使馆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女的,自称是记者……”我一边在采访,那只耳朵却在捕捉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恼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会说的!”朴的声音突然又提高,然后郑重其事地挂下电话。

“国航”的第一次空难发生在韩国,使事件陡增许多复杂,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韩方抓住中国机长不放,中方则认为釜山机场控制塔台存在失误。双方各执一词,当时的确十分敏感。但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会知道事故原因吗?即便他能对我说上什么,我还未必引用,我也要对我写上的话负责呢!朴某大约把我当成女特务了,我恼火的同时也在心里无奈发笑。

虽然觉得被人这样当面“检举”很伤自尊,但我还是尽力不受他干扰,专心于对吴的采访。但那边突然又猛喝一声:“喂,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对他:“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根本没有采访你,你也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

我后来想,这个小“刁难”若在平时,我也不会在意,但在那种情境下,从决定派我去韩国的那一刻就积蓄的压力一下子到达顶点,肆意释放出来。虽然我知道朴某看到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难的概率还小,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他道声歉吧!

凭心而论,这次采访完成得并不好。毕竟经验不足,到达现场没有针对性地四处出击,很多信息和国内已有的报道相重叠,很多有价值的细节又被忽略掉。回来后,李大人毫不客气地说我采访不够细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对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飞机似乎就能闻到海水的咸味。李大人说我采访中没有好好地利用“嗅觉”,经他提醒后,我才回忆起现场的那股消毒水和许多物体烧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么刺鼻。

我后来将社会部划分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李大人是脑体皆可,我们则清一色的是体力劳动者,当然我们的猪宝宝后来也曾一度由体力劳动者晋升,专攻国家政策,从诸多小事探出背后的宏大意义,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体力劳动者”而演化为“民工”,而社会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杀人放火,风吹草动,拿包就走。出差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气的遭遇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下,泄了私愤后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汉”。

相关专题: 读书会第65期:李菁对话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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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玉昆]

标签:李大人 李菁 社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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