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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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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

生命是一场经历

我们可亲可敬的庄山大哥离开之后,一次社会部聚会上,李鸿谷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屡被打发到矿难或洪灾现场的庄山,两个大男人都有点喝高了,有点泪眼婆娑的意思。我们几个阴阳怪气地嘲笑他们,但心里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采访时,经常要费力地解释“三联”--一二三的“三”,联合的“联”;对方经常一脸困惑地问:“‘生活’周刊?那写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或者干脆还以鄙夷的目光。后来看到有人批评“三联”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丧,觉得做社会部记者实在是出力不讨好。从不敢说社会部的记者做得多好,但“敬业”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经常用“伟大的媒体”或“伟大的记者”之类的说辞,让我抛掉招之即来的犹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访“神舟五号”。和一涌而上的诸多“中”字头“大媒体”相比,“三联”显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几次都被拒绝,编辑部这边选题已定,没有退路。被逼无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等人,一下子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发现了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心头一阵狂喜。趁人家回来之前,赶紧掏出纸笔一个一个抄下来,情景活像当年电影里的女特务或女地下党。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你直接把电话打到对方家里时,他们的戒心就小了许多,由此才算打来一个突破口。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

相关专题: 读书会第65期:李菁对话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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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玉昆]

标签:李大人 李菁 社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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