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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2012年08月17日 16:1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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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周质平著/九州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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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所说的科学

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两句口号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当时对这两个口号提倡最力的是《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更名为《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对当时青年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第六项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为“科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务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并指出科学是根治迷信、无知惟一的利器。在这段文字里,科学显然被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可是随后在讲到科学的功用时,有许多指的却是可以应用的自然科学。

1919年1月,也就是五四运动前的4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写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他明确地指出:提倡民主与科学是《新青年》创办三年以来,主要的方向,也是《新青年》受到社会攻击主要的“罪状”。他把反孔、非孝,种种打倒旧道德、旧伦理、旧政治制度的起因,都“归罪”于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文末,他肯定地指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作者案: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不但把《新青年》杂志的使命,定在推行民主、科学上,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为提倡民主、科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

陈独秀对民主、科学的这种态度,在36年后(1955)曾受到胡适的批评。胡适说陈独秀把民主和科学“人格化”(personified)成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往往等于“神化”。一种神化后的概念是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和“盲目的崇拜”的。

胡适在1923年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总结了自19世纪末年以来“科学”一词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过分的推崇科学,过分的神化科学,过分的强调科学的万能,结果是把科学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权威,一个新的迷信,一种新的宗教——科学成了它自己所要打倒的对象。“科学”一变而成了“不科学”。

因此,胡适对“科学”的解释与态度是和陈独秀不同的。他特别强调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而不是它的实用性。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篇手稿《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中,对“科学”这一概念有总结性的说明:

科学的真意义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

接着他说道:

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这个方法并不是西洋人单独发明的,乃是人类的常识加上了严格的制裁和训练。

他更进一步指出:

科学的精神不是致用,只是求知,是纯粹“无所为”的寻求知识,是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知识而求知识。

胡话说:这种“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科学精神”在五四前后很不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陈独秀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性——科学可以破除迷信,增加生产,医治疾病,造福人类。胡适则认为:科学诚然有这些功能,但这些功能并不是科学本身。换句话说,胡适是从哲学的层次来理解科学的。在这个哲学的层次里,科学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是不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责任编辑:吴毅恒] 标签:胡适 民国 周质平 光焰不熄 科学 国故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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