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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2012年08月17日 16:1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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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寻中国的根

从1918年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1921年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1933年夏天在芝加哥大学讲《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Confucianism and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以至于他晚年的一些作品,胡适在一定的程度上,一直是在为现代的科学思想找一个中国的根。

从先秦的子书里,找到“生物进化”的观念,从清代的朴学中,发现“科学的精神”。这是有他的一贯性的。到了1933年,胡适把“中国固有的传统并不反对科学”的这个理论,扩大到了整个儒学的传统。他在《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的英文讲稿中写道:

说到现代科学与孔教的关系,我要指出: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我不但认为,孔教能为现代科学思想提供一片沃壤;而且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

...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Confucianism,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Confucianism, if correctly interpreted, will be in no sense adverse to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 Not only is it my opinion that Confucianism will furnish very fertile soil on which to cultivate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 but Confucianism has many traditions which are quite favorable to the spirit and attitude of modern science. 

胡适接着指出:孔教有一种尊重真理,并承认“知的有限”的传统。他引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来说明这种“知识上的诚实”。同时也引了“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说明承认“知的有限”。有同一段文字中,他又引了王阳明(1472—1529)《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这几句话来说明儒教尊重真理的传统并不曾中绝。到了15、16世纪,进一步发展成了一种对权威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胡适看来,是“科学精神最好的表现”(The scientific spirit at its best)。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胡适多少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命题。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固然带着“不可知论”的怀疑态度,但同时也是一种极端人世的“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除了人世以外,对其他问题,全无兴趣。说这种态度有利科学发展,固可;说他有害,亦未尝不可。

至于王阳明的那几句话,在我看来,无非是提出个人人格的尊严,要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思潮在晚明李贽(1527—1602)、袁宏道(1568—1610)等人的著作里,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这点叛逆的精神为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发挥了一定的先驱作用,但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实在看不出太多直接的关联。

胡适在他晚年,更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研究古生物学的方法直指为“这就是中国最近三百年中的朴学家所谓‘考据’或‘考证’的方法”。 他把这两种方法等同起来,多少是为自己当年提倡整理国故做某种辩护。在胡适主观的意愿上,是希望史学家能把整理国故与提倡科学看做同一性质的工作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无论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之中,用的是如何缜密的科学方法,从事小说考证与从事科学工作,毕竟是两回事。

整理国故是应该的,而且国故也是值得整理的。但是若把整理国故视为提倡科学的实践,这就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了。这两件事虽不至于全不相干,但基本的性质是不同的。整理国故是向后看,是要为过去纷庞冗杂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而提倡科学是向前看,是要为中国引进一些过去所欠缺的知识或技术。把科学抽象化到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结果是使许多人企图从小说考证中找寻科学或科学方法。那就不免是在一番苦苦追寻之后,科学依旧是虚无缥缈不在人间。

胡适晚年在他的英文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明白地指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比科学的内容更为重要,他说:

我有意的不谈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的内容,这不只是因为在过去四百年来,〔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科学的成就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同时也因为,在我看来,科学精神或态度以及科学方法远比天文学家,历法改革者,冶炼者,医生或植物学者所得出实际或实验的结果重要得多。

I have deliberately left out the scientific cont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not merely for the obvious reason that content seems so in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n the last four centuries, but also because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e scientific spirit or attitude of mind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are of far more importance than any practical or empirical results of astronomer, the calendar-reformer, the alchemist, the physician, or the horticulturist. 

由于胡适过分强调科学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不免使人感到科学似乎是没有内容的。似乎一谈内容就落于“下乘”。其实晚清人把“格致”或“科学”界定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基本上并没有大错。诚如胡适所说,在中国固有的学术范畴中,尤其是清代的朴学,并不缺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也不缺乏“拿证据来”的科学精神。然而中国之没有科学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之不足以带来科学,岂不甚明。

冯友兰(1895—1990)在他1940年出版的《新事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独到的见解。他说:

民初人对于所谓西洋,所知较多,知道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讲不通底。他们以为这种说法,是所谓“体用两橛”。他们以为我们如果要有“西学”之用,如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先必需有“西学”之体,即西洋底纯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他们以为清末人只知所谓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鄙视,至少亦可说是一种轻视。清末人所要推行底产业革命,不知不觉地迟延下来……清末人以为我们只要有机器、实业等,其余可以“依然故我”。这种见解,固然是不对底。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机器实业等,其余方面自然会跟着来,跟着变。这亦是他们的无知。

冯友兰把清末人的看法称做“体用两橛”,而把民初人的看法指为“体用倒置”。他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说,纯粹科学是体,实用科学是用。但是自社会改革的观点来说,“用机器,兴实业”反而成了体,而“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他认为这两个时代人的见解“都是错误底”。他指出:“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意想不到底结果;民初人若照着他们的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下去,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却很难得到。”

冯友兰在此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民初人”到底是谁,但把胡适视为这段话中“民初人”的一个代表,当非大谬。套用两个时髦的名词,胡适在提倡科学的时候,过分重视“软件”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没有“硬件”的“软件”是发生不了作用的。胡适多少认为:要有声、光、化、电,必须先从改变“思维方式”,或改变“精神”及“态度”下手。冯友兰则认为:有了声、光、化、电,“思维方式”、“精神”,及“态度”自然会跟着做一定的改变。

体用先后的争执,是不容易遽下结论的,但是根据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改变过程而言,冯友兰的观察是更接近于实际的。台湾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基本上走的是“兴办实业”的道路,有了“实业”的基础,科学和民主才有成形的可能。

胡适谈了一辈子的科学,却始终不愿将科学“落实”到实用科学与工业上,始终只谈“心理建设”而不谈“实业建设”。他的这个态度真是愈老弥笃,1961年11月6日——胡适逝世前三个半月——他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台北召开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讲《社会改革与科学》(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重提他35年前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的老话。他所谓的“社会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打破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的传统看法。并进一步说明:正因为东方人在科技上的落后,所以东方文明是受物质条件控制的“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丝毫没有精神的成分可言。倒是我们一向认为“物质”的西方文明,在精神上有极高的成就。

胡适始终认为科学发展,必须先在“意识形态”上下工夫,而“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似乎是可以凭空发生的,是可以抽离整个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而任人移植的。胡适从来不谈“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的改变。我们虽无意把“生产方式”的改变视为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但完全不提这一点而希望有“意识形态”上的变革,这也难免落空。

胡适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所以有那么一套看法,正是因为他曾在物质文明鼎盛的美国有过长期的居留,他体验过物质文明中的精神成分。然而对绝大部分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人来说,要接受胡适的这一套说法,缺少的正是一个实际的环境,所带给他们的经验。实际的环境有了改变,就是想要维持旧有的观念都不可能了。

胡适谈科学的态度,使我想起他自己说过的两句话,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他说“科学虽不专为实用,但实用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小程子临死时说,‘道著用,便不是。’这是绝对非功用说,如何能使科学有发达的动机?”

“道著用,便不是。”岂不正是胡适谈科学的基调吗?

我丝毫无意将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怪罪在胡适一个人的态度上,但他的言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确曾发生过主导的作用,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吴毅恒] 标签:胡适 民国 周质平 光焰不熄 科学 国故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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