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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被忘录:摆脱种种关于中国问题的习见,亲身去看,去体验,去思考

2013年05月29日 16:56
来源:都市周报 作者:张哲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梅英东),美国作家,长期关注中国,并在北京等地生活多年。用英文写成的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一书,2008年奥运会前夕面世。本书的中文版《再会,老北京》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尽管一百年里,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在变,但北京可能是这颗星球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城市了。1955年波伏娃访问北京时,曾经怅然地发出诘问:“他们什么时候拆掉了那些灰色的小街?全北京都将像这条大街一样吗?”

时隔半个世纪,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也严厉地批评那些将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新建筑的“丑陋”和“错乱”。那是在2003年。

而今天的北京,和十年前相比,又走得更远了。

美国人麦尔1995年就来到中国,此后几乎一直在这里生活,但他的中文并没有流利到辩才无碍,经常是同一个声调,或者找不到要表达的词。枫林晚书店的读书沙龙上,学生何雨珈在麦尔身边,不时充当着演讲者和听众的翻译。她也是麦尔所著《再会,老北京》的译者。用她的话说,这本书是麦尔写给老北京的一封忧伤情书。

和那些保护主义者不同的是,麦尔从来没有下过简单武断的结论。有的人自己住在舒适的小区或别墅里,却对身处简陋条件下的胡同居民指指点点,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让你们住下去。这是麦尔最反对的。他反复地问:有人问过居民们的感受吗?

于是在2005年,这个外国人花每月六百块左右的租金,在北京大栅栏附近租下了的四合院的两个房间,住了两年多。他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朋友,比如邻居老寡妇很热心,经常送饺子来,连带嘘寒问暖,却也老责怪他挥霍浪费;老张会说一点英语,他是个固执地不愿离开胡同的家伙,最后黯然败退;学生小刘的父亲痴迷于养鸽子,而这是一项只能在胡同进行的爱好;河南来的“废品王”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见地比老北京都要深刻……

故事的结尾,胡同当然是拆了,这些人也都随之四散在天涯。

另一方面,麦尔也见识到了胡同生活的糟糕之处。缺少现代化的设施,上厕所极不方便,邻里之间没有隐私,这一切对于住惯了的老年人来说也许见怪不怪,但青年人几乎都想离开那里。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拆除/保留”的简单二分法,而是怎样以一个透明、公正又民主的过程去决策,去施行。

【两个成都】

1995年,麦尔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四川内江教了两年英语。内江在他印象里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出产甘蔗和毒品交易而闻名。这段日子里,他也会去省会成都。“我曾经对成都了解很多,但那是1995-1997年的成都,跟现在的成都有什么关系?”

【杭州的死与生】

1999年,麦尔第一次来到杭州。“当时没有钱,从上海坐汽车到这儿,看了两眼西湖就上车去南京。”如今重回西湖,他注意的是建筑。“蒋经国旧居很有意思,那儿现在成了会所,但旁边的大杂院还是住着人。”麦尔认为,文化遗产分为死的和活的,石函路、北山街一带,就是死与活共存的最好模式。

【北京,北京】

鲜鱼口。1.围观拆迁通知的人们。2.贯穿鲜鱼口的新道路。

椿树胡同附近。1.四合院都被标记为待拆建筑。2.高楼取代了四合院。

【东北的秘密】

2008年以后,麦尔和妻子去东北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是妻子的老家。他对东北的历史很有兴趣,花了三年研究它。“比如我住的那个村子,我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当年日本人侵占时设计的规划地图。这连当地的农民都不知道,我拿给他们看,他们很吃惊。”

【换个角度写中国】

第二本书,麦尔打算命名为《东北游记》。“外国作家写中国,不是北京就是上海。我不喜欢这样。为什么没有人写深圳,或者……兰州?”他发现东北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密切相关,溥仪、日本人都在这里留下过痕迹,后来又最早被解放。“它非常有意思。”至于第三本书,目前有两个选项,一是关于台湾,一是关于深圳和香港的融合。

【少数人的意愿也应被照顾】

问:你刚开始在北京生活并不是住在胡同,后来入住是单纯为了体验一下,还是为了写书?

答:应该是有为了写书的目的在。我是2005年到2007年住在胡同里,然后就去了伦敦写作这本书。到2008年夏天,出了英文版。那年奥运会期间,我又回到北京,写下了《新北京,新奥运》这一章,这是中文版才有的。

问:为什么离开北京去写北京?

答:好问题!你知道,要是我留在胡同里就没法写书了,因为每天都会碰到我的人物。我需要距离。但我也不愿回美国,因为在那里总会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的新闻。美国人看中国有一个思维定势,我不想受影响。

问:所以你选择了去伦敦?

答:对,以伦敦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北京的生活。住在胡同时,废品王就是我的邻居而已,但是伦敦没有收废品的人。所以我就会意识到:哦,那是北京才有的!

问:书里这些鲜活的人物,后来如何了?

答:我跟每个人都还保持联系,除了老寡妇。她搬走之后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的近况,因为她的孙女让我们不要给她打电话。如果老寡妇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定会闹着要回到胡同。

问:除了老寡妇,其他人怀念胡同吗?

答:比如老张,他当然怀念。还有废品王,他以胡同过生活,一开始是小车,后来是大车,这是他多年劳动换来的。还有小刘的爸爸,他喜欢放养鸽子。的确,大部分年轻人都想离开,但是少数人的意愿也应该被照顾到。

问:你和何伟几乎是同时来中国的,怎样看待别人先入为主地比较你们?

答:何伟是我的朋友,他还在写作时我就看过他的草稿,所以不知道怎样客观判断他的书。我不跟他比较,也不跟他竞争。我要跟海明威比较,我要跟简·雅各布斯比较。

问:你提到他给了你这本书一些建议。

答:是关于结构的。可是你看《江城》,他也说:“麦尔,谢谢你跟我讨论结构。”这是互相的。

问:简体中文版和英文版相比,内容有什么不同?

除了刚才说的增加了一章,也有一些删节,但是非常少。其实2008年时,这本书的内容还算敏感;可是现在,能拆的都已经拆完了,出书也就变顺利了。

【中国很多问题在于不透明】

问:我注意到你不是纯粹的文化保护主义者,在书里你也一再提到,胡同生活有很不方便的地方。到底怎样概括你在这整件事情上的立场?

答:我并不想为北京出主意。我毕竟是外国人,可以说走就走。归根结底,我希望北京市政府或者开发商可以去问居民,问他们的看法。希望开发商不要做“无形巨手”,而是站出来露面,跟居民们面对面说话,双方都讲道理,而不是说空话,什么“我保证,要是你搬到新社区,生活不会有很大变化。”

问:也就是说,要公开透明地进行。

答:没有透明度也许是中国的特色,很多事情都不是摆在台面上进行,造成最后也没有任何的个人可以为此负责。居民们每天醒来,都要先看自己屋外的墙刷没刷上“拆”字,这样生活就很难安排。孩子在哪儿读书?自己在哪儿工作?到底买不买车?

问:书里的政府和社区公告,译者说当时你都保存了原件,因此不存在转译的问题。这种敏锐性是如何养成的?

答:大概是2001到2004年,我在北京做过《时代周刊》的特约记者,可能跟这段经历有关吧。但我很不喜欢当记者,不喜欢这种跟人约了时间,心里默念快点说完、说完就走的感觉。这是消极的一课!它教会了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写付钱的文章,不要去引导我的人物。比如有一天晚上,我在鲜鱼口看拆迁通知,就碰到了围观的老张,他对我说:“你好,hello!”这个人物就出场了,就这么自然。

问:书里提到,雅典、罗马、莫斯科都有过拆除古城的行为。北京的命运是否不可避免?

答:那些城市如此做,多数是因为它们发生了灾害,地震、火灾或者战争。北京拆的速度太快了,而且不透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拆。1990年,刚开始出台的是“危房改造”,这其实是个好政策,政府帮助居民改建危旧的住宅,改完后仍然让居民住在原地。但后来的政策变了方向。

问:会不会有一天,旧的建筑都拆完了,现在新建的这些经常被批评的建筑也成为新的保护对象?

答:在我眼中,上世纪50、60年代的建筑是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这些建筑现在已经成了新的保护对象,更老的建筑都拆得差不多了。我想说的是,其实要保护的不是建筑,而是那种“北京味儿”。巴黎人50年后回到巴黎,往事还是历历在目:“从前我们在这儿喝过葡萄酒。”可是北京没有了。我和我爱人现在去当年谈恋爱的地方,它们都消失了,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回忆。

[责任编辑:邓欢娜] 标签:北京 老北京 麦尔 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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