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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NO.175:吴思、刘瑜共话“权力的游戏”:趋利避害是通则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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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吴思在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吴思:面对财政危机,历史上最成功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放开自由空间

纪彭:这本书里提到五个重要的原则,其中与掌权有关的是前两个,也就是致胜联盟越少越好。同时你的民意选择人越大越好,未来能够更换致胜联盟中的个别成员,我觉得这似乎只对专制国家规则有效,对于民主国家而言,这两条规则在刘瑜老师看来还管用吗?

刘瑜:我觉得管用。《独裁者手册》开头的故事讲,里佐市长把“一般城市”改成“宪章城市”,使得实际的致胜联盟变成400多人,这就是缩小致胜联盟规模的例子。如果不举这个例子,其实在所有民主国家,大体有两种选举制度:一种是比例代表制,比如一个选区有10万人,在10万人选两个人、三个人,所有候选人来自于两三个党,都要讨好这10万人。另外一种是单一选区制,把选区划小一点,划成三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一个人,这是叫单一选区。最后也是选三个人。但显然在单一选区制度中,一个候选人所需要讨好的人会减少,只需要讨好这3万多人。所以很多政治家尤其是小党政治家肯定希望划成小选区,因为小选区有利于政治家操控选民。这是一个典型的缩小致胜联盟的例子。在民主制度里,也可以通过缩减民意选择人来巩固他的权力,从选区大小、选举制度上选择都有回旋余地。至于尽量扩大名义选择人,增加名义选择人被替换的概率,这从美国政治来说也有例子。比如对于民主党来说,特别欢迎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因为移民会使外国的尤其是西班牙裔的穷人能够进来,而这些穷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他们能替换掉本国对民主党不忠诚的穷人,因为有些美国本地穷人对民主党的忠诚是不稳定的。比如经济一旦改善了,或者由于宗教、文化原因,他们可能投奔共和党,将更多外来移民人口纳入“名义选择人”对民主党是有利的。

纪彭:吴思老师,我觉得后三条跟民主国家有差得有点远,说控制收入来源并且分配,并且保证支付核心的致胜联盟足够的资源,让他们保持忠诚,并且不要在改革中看他们的资源去做,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制政府或者独裁政府,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财政危机,在财政危机时,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戈尔巴乔夫都犯类似的错误,做了不利于核心联盟的事,以致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这里有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不是一个世界独裁者,只是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当国家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整个国民经济下降时,如戈尔巴乔夫跟美国对抗,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可如果继续下去是国力缩水,无法在国际进程中取得胜利,所以不得不做出抉择把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所有独裁者最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第三条路?除了汇集民众、用致胜联盟或者死保住致胜联盟,民主起来造反把他给干掉,有没有第三条路选择缓解这个悖论?

吴思:中国历史上经常出财政危机,你刚才谈的问题涉及到更根本的议题。如戈尔巴乔夫面对整个经济缺乏活力,采取的方式是改革,再往后叶利钦更是全面放开。中国历史的常规也有收放问题,我们最熟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权衡是“收”还是“放”,一直是这两个选项。一放就活了,一收就死了,但一放活又乱了,又要加强控制。

“放”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人们自己找饭吃,找不来就饿死,自然就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给人以自由,一旦人有自由就会有积极性,有精力、创造力、动力,同时又有机会找钱发财,只要不干损害别人的事,不抢劫、盗窃,就可以干,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我觉得中国古代非常清晰地找到了自由的边界。收过分了,一看不行了,就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给你以自由。这个自由主要体现在小农经济上,自耕农,农民自己独立找食。

一旦想在工商业领域多控制一点,政府扩张自己的权力边界,就可能出现收放问题。比如盐铁垄断,然后是榷茶、榷酒,“榷”是独木桥的意思--专营。一旦榷茶、榷酒、盐铁专卖亏损了,就把官营的几个环节放开,比如盐让民造,官收,然后官运、官销,生产环节放给老百姓。最后发现,官运也亏损,就商运。官销也亏损,国营企业古今都亏损,然后就把销售环节放给商人。最后只保留官收这一个环节,不断地收放调整,甩财政包袱,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民间一定有动力压低成本,提高收益。

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也是试图通过给民众自由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也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干活,调动积极性,税基扩大、税率不变,税收也增加了,财政危机缓解。

大包干就是把土地使用权放给农民,个体户就是把工商业向个人开放,紧接着农产品流通领域放开,取消投机倒把罪,农民可以进城卖菜。然后劳动要素放开,雇工随便,进城打工自由,再往后外贸放开。这一系列的放开,民众自由的增加了,我们看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人、老板、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于是财富像洪水一般涌现,现在政府腰包很鼓,有的是钱,地价升高,卖地能卖大钱,财政危机就缓解了。

历史上最成功的办法,面对财政危机,就是尽可能地放开自由空间。这本书里也说到给老百姓自由,但马上又说到给老百姓自由带来的第二个问题:老百姓自由多了,可以自由交往、自由组织,包括用手机、上网,于是,他们造反也更容易了,革命造反的组织成本下降了,对统治者来说社会不稳定了,民众了解了海外各种情况,各种好制度,他们对现有的制度更容易产生不满,于是怎么掌握这个分寸变成一个大问题。这本书里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我曾经用一条曲线表达这个问题,能够讲得更清楚。我用老子《道德经》里的说法,老子把这个关系进得更清楚:给老百姓自由没有问题,双方利益一致。但自由大到一定程度,比如从0-100分,自由度大到50分了,这时统治者跟民众的共同利益走到了头。这是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一点,到了山顶。往前走,自由再增加,老百姓很高兴,但统治者收益会下降。老百姓觉得再往前走是前进,统治者觉得再往前走是下降,这时候利益分道扬镳。所以老子劝告统治者,“恒使民无知无欲”,采取愚民政策。这样一个转折点,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思想家的表达里,都表现得很清晰。《独裁者手册》作者也表达了,但表达得没那么精确。

[责任编辑:石珂]

标签:凤凰网读书会,读书会,吴思,刘瑜,政治,独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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