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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NO.178:如何用故事进入真实--一个美国记者笔下瞬息万变的中国与世界


来源: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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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陆晖:如果何伟在中国,我会从源头上封杀他

凤凰读书:下面一个问题想问陆晖老师,我们现在处于浅阅读时代,包括最近很多国外媒体,比如《纽约时报》等国际级的媒体都在往新媒体的方向走。新闻报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是深度新闻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深度报道还要不要做,它们做出来以后还有没有人看。我想问一下陆晖老师,您从媒体人的角度,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像何伟这样作深入的人还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件事他可能会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比如《江城》是结合他在涪陵支教两年时间的经验,《寻路中国》是结合在中国生活将近十年的经历。刚才陆晖老师也说何伟的写作生涯对中国来说很奢侈,一方面是他的稿酬非常高,另外一方面有媒体愿意支持,给他那么长时间写一件事、一个人。我想问一下陆晖老师,像何伟这样的深度报道做一个非虚构写作,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合不合适,或者说怎样来完成这样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陆晖:中国的记者如何写这样的作品,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思考了有十年时间。中国新闻界把何伟没有成书之前的稿件,相对长一点的,比较有意思的稿件,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特稿”。特稿是与调查报道、日常消息、通讯这样一些文体相对应。在中国做特稿整体来说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个过程我自己也可以算是在其中有经历,我记得刚进入新闻界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记者、做编辑的每人手头有一本必备的教材,就是普利策新闻奖特稿那本书,我们看到大量的跟国内新闻报道完全不一样的报道题材,当时有一种感觉,打开来就像天窗,我们常规的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稿,比如哪里有一个车祸,哪里有一个火灾,这是灾难性的消息报道。或者再稍微深度一点的出现几千字的,比如讲一个罪犯怎么杀人的报道。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文体是比较僵化的。我们现在来看特别没有故事化写作的模式,比较呆板的告诉你信息,因为在传统的新闻写作中,我们最开始新闻写作叫做到金字塔,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第二重要的信息放在第二块,依此类推。这个过程中不讲究整个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逻辑,也不讲究背景,新闻最开始本来的功能就是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当时读完这个才明白,那时候也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那批作者编辑发现这样一个状况,原来新闻可以这样写,到现在为止我也有这个梦想,就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媒体中写出像普利策特稿奖那样的作品。一晃眼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梦想还存在,而且当下新闻界有一些作品已经接近了。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感觉离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远。中国已经有一大批的记者或者媒体人有意识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是为什么我又觉得距离变远呢?以前我觉得这件事蛮简单,因为写那样的题材、那样的采访难度不高,比如说何伟写《野味》,他就是一个人去了一个饭馆,然后跟餐馆里面的服务员聊。我们部门的记者如果说他要写这样一个题材,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不要写,因为这个不值得一写。但是何伟高明在他写了这么一个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题材,但是他能够写出趣味来,你读了之后觉得这篇报道还不错,还有那么点趣味,放在报纸上发表,如果记者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放在报纸上或者放在网站上发表也不差。但是在写作之初我绝不会让他写的,我作为新闻主管从源头上就会封杀掉他。所以有大量的记者在抱怨说我为什么不能有何伟那样的机会,我也可以像何伟开辆车到处逛一逛找几个人聊一下。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题材不是在《纽约客》发表,而是放在中国的媒体上,比如说《南方周末》或者《南方都市报》,或者说放在网站上,99%是会被毙掉,这就在于中国当下新闻的环境和美国的环境有极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现在整体媒体的业态还处于别人一百年前那个时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时代叫做“扒粪时代”,中国现在就处于“扒粪时代”的状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信息报出来,把一个内幕、黑幕报出来,至于你用什么文学性的手法包装它,那是第二位的,首先强调新闻的猛料。在国内爆料做的最好的是胡舒立团队,但是在写作上他们写的太差了。胡舒立也跟我谈过这个事,她也很苦恼,但是没办法,因为美国过了“扒粪时代”,又过了二三十年代所谓的客观新闻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讲究的是绝对的客观,就是记者不在稿件中有任何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任何的倾向性,所以平衡报道,一定要采访正方的、反方的观点,而且给他们同等的字数来报到描述。

刚才止庵老师说到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新新闻主义的新闻理论,新新闻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新闻不应该是客观的,或者说不应该是纯客观的,这种所谓的纯客观只是一种伪客观。因为作为记者本身,你去选材的时候,你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你的主观倾向性,所以纯粹的客观主义也是把新闻当成字典,当成百科全书,但是新新闻主义提供的是观点,在新闻事实之上提供观点,告诉读者我的观点是什么。

应这种新新闻主义而生的就是非虚构写作,后来我们所说的特稿,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部分。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掀起了大量写普通人的生活类型潮流,比如普利策特稿里面提到写一个大脑手术,以完全文学化的方式来描述。有大量的写作题材都是写普通人的故事,人怎么样跟疾病,或者跟困难、灾难做斗争,然后人性得到升华。我那一代的新闻人当时很想在国内的媒体做这样的事,比如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特稿专题版,这个特稿版也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比如有一篇是写亚洲举重冠军,退役后生活很凄惨的事情。但这个版支撑了三四年时间支撑不下去了,被《周末》取消掉。我自己在《南方都市报》,当时有一个部门叫深度新闻部,我当时希望把我们以前所说的揭黑的新闻做的高端一点、故事一点,当时每天强调故事化的写作,这个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效,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后来我离开《南方都市报》,这方面基本也没有写了。我们现在中国媒体的状态还属于爆料的时代,现在有很多媒体开始尝试用高稿酬去获得好的作品。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的投入付出去写这样一篇报道的影响力是不够的,远不如写一个强奸案或者马家爵杀人,或者写贪官腐败、包养情妇的故事,可能花半月、一月就可以做出来所谓的独家。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已经是我最不看重的部分,最看重的首先是能够获取信息、线索,第二看中的是能够找到我想要采访的最重要的人,他愿意跟我说,我能够想办法打动让他开口,至于他说什么都可以,最后才是我怎么样把这个稿子写好。我只要如实的把采访的东西记录下来就是非常好的稿件,这就是中国当代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料太多,料太猛。美国从水门事件开始就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今天他们还有调查报道,但是调查报道都已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题材,因为随着社会的成熟,法制的进步,各种权力,分权制度建设非常完善,美国能够有黑幕的机会越来越少,微乎其微。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的社会,尤其我们的体制还远没有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黑幕或者大量刺激性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实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时候我们只会看到那些猛料,我们还来不及做到把它包装好、写好。可能要过了这个转型期,中国走向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康庄大道,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刺激的题材可以给我们写,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重视普通题材的写作,一个普通题材怎么样写出趣味、写出情趣,在一个很简单的交谈中也能够感受到深意,那时候中国媒体才有可能出现像何伟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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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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