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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NO.186:文化,从守望到重构——朱大可,雷颐,余世存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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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余世存、朱大可、雷颐在读书会现场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编者按:童年时代祖母口中的神话故事在我们的脑海还残存多少?那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人物的根基到底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原创,还是来自于印度、埃及或者遥远的底格里斯河流域?著名文化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历时二十年的潜心研究,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

那个已被遗忘的通天塔神话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切:在很久以前,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要建造一座叫巴别的塔,通往天上。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造塔计划因而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而神话的真相,也遭到了历史的遮蔽。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我们消费了太多的中西文化元素,而我们的品位到底是被塑造,还是自发形成?植根于我们灵魂深处对于神话与美好的追求,以及那些上古时代的文化记忆,它们到底来自于哪里,又要失落于何处?究竟如何才能重绘文化昌盛的未来图景?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凤凰网读书会。

嘉宾简介:

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作者,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随笔作家)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余世存(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

主题图书:《华夏上古神系》/ 东方出版社/ 2014-6


朱大可:高度的开放性和吸纳性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第186期凤凰网读书会现场,本期的主题是:文化,从守望到重构。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历史学家雷颐、文化学者余世存,主要围绕朱大可老师的新书《华夏上古神系》,请三位同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华夏上古神系》是大可老师这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书中综合运用符号学、神话学、语音学等工具引证中国文化的源头。首先,有请朱大可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

朱大可: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也感谢雷颐和余世存老师还有主持人阿宝。不管是做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还是做学术,其实都是生命的单行道,一旦踏上去就没有回头路了,但也可能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点。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文化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感兴趣: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本书,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有的记者会问我:“你怎么又转型了?”其实就像中国不停地在转型一样,我也在不停地转型。

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二十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全世界神的名字是一样的。比如说,全世界的水神,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N打头,中国是女娲(Nǚwa),希伯来是诺亚(Noah),印度是那伽(Naga),苏美尔是纳姆(Nammu);全世界的地神都是G打头,中国最著名的地神是拿着息壤的鲧(Gǔn),希腊很古老的地神叫盖亚(Gaea);全世界的日神要么是S要么是H打头,希腊和罗马语中S和H可互相对转,而在拉丁语的太阳Sun的之前,有个更古老的西亚日神叫沙玛什(Shamash),中国的舜在古代实际上是日神,现在的发音念舜(Shun),但古代的发音是(Hljuns),这是周朝的发音,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多音节语,当然,事实上证明周朝的语言确实有西域的背景,因为汉语其实就是南岛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杂交的产物。

这些语言、这些神的名字为什么会相似呢?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人类史前的共同文明,这个文明已经破碎了、死掉了,但是在那些碎片上面长出了苏美尔、波斯、印度和中国,但是我们想象中神秘失踪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是那个著名的亚特兰蒂斯吗?但想到这里就不敢想了,所以就只能搁置起来,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生物学家提出“智人非洲起源论”的假说。这个假说为我解决神话起源提供了重要前提。不仅人类起源于非洲,而且语言学家也发现,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前就有了语言,语言产生的时间远远超过目前语言学家所认定的三万年前,牛津大学教授甚至认为十到二十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语言,这种语言我称之为“巴别语”。而在有语言之后,很快就有了宗教和神话,因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交流狩猎经验和表达感情,就是试图喊出神的名字。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全世界神名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在走出非洲之前,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和信仰,这是一个基本的推论。

借助这个逻辑以及神名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巴别神系。巴别塔的故事出自《圣经》,里面说人类打算建造一座叫做巴别的塔,要通往天上,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就变乱人的语言,使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导致造塔计划失败,人类自此四散而去。这本书中第二部分,我用了五万字的篇幅做了一大堆表格,其中包括最高神、水神、地神、日神这三元神,加上死神、植物神、农神、风神和爱神,甚至连祭司和巫师都加进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别神系。这个神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全球体系。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全球化体系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过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就曾将公元前六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描述为全球化进程的开端。实际上在更早以前,还有以青铜为标记的全球体系。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一条出现在亚洲范围内的玉石之路--中国向西域去寻找高品质的玉石材料,用以打造维系周朝祭司与神沟通的祭器和礼器,这是传说中穆王西征的特别重要的动力,它打通了上古的贸易之路,并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把这两条路叠加起来,就是“丝玉之路”。

在埃及底比斯距今三千年的木乃伊身上,奥地利考古学家发现了丝绸的残片,属于第二十一王朝,但由于它是孤证,很容易被考古学家忽视,如果它确实来自中国,那么就会把中国和西方的贸易时间大大推前,不仅如此,我认为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000年期间,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建立,出现在埃及的丝绸残片,只是它的一个回声而已。商代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通过云南、进入缅甸和印度,抵达波斯,再由波斯再转运到欧洲和北非,建构了一条非常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先后出土了一些贝币,也就是天然虎斑贝,它们来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热带海区。这条贝币链的终点就在三星堆一带,也就是以出产丝绸著称的古蜀国。

所以关于张骞打通丝绸之路的说法,值得重新探讨。这样一个全球体系,对今天究竟有什么意义?中国在这个体系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既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也是这个体系的推动者。大量来自西部的移民不断进入东部,在太平洋前面遇到障碍便定居和沉淀下来,此外,东亚是除非洲以外人类最好的生物保护区和避难所,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足以成为西亚和中亚迁徙者的“新大陆”和“乌托邦”。他们进入之后,就跟本地较早到达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与融合。最近社科院民族和人类学所的易华写的《夷夏先后说》中提出的观点,跟我很相似。在考古学上,尤其在器物、农业和语言考古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他提出华夏民族真正的土著主人是东夷,而戎夏恰恰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戎夏来自西边,入侵了东亚,侵占了东夷的土地,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说法,矫正了历史教科书的谬误。神话传说中的炎黄大战,就是这种民族冲突的映射。其中炎帝代表东夷,而黄帝则代表戎夏。

中华文明是在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本地土著之间不断抗争的进程中,彼此融合而成。通过这种融合,中国成了全球体系中的受惠者,同时也反向推动了这个全球体系的发展。应该说,华夏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中国文明和文化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结构,这种开放性从上古年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三千年的马家窑文化,其彩陶的器型和纹饰如此丰富和美丽,是全球彩陶文明的典范。甘肃省博物馆针对土耳其彩陶做了一些器型和纹饰比较,发现两者间有不少相似之处,这说明了什么呢?器物和文化的贸易以及移民的交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框架。

但我们的先人能走那么远吗?我跟陕西省考古队、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承认我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是最后总要加一句,我们能走那么远吗?当时交通艰难,从东亚出发,有什么办法可以穿越葱岭到达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但对丝绸之路的探讨,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存在着多条有效通路。比较器物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种沟通恰恰是中华文明最终能够变成一个优质文明的重要因素。

第三,人类当年从非洲走出来时,随身带着那些神话从越南进入中国广西,然后扩散到整个中国大地,这是第一代神话,但在先秦时候完全断灭了。这是因为先秦时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焚毁上古典籍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诸侯要搞政治改革,扩张权力和版图,很烦像孔子这样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嚷嚷要回归周礼,所以他们干脆把这些上古的典章制度和宗教神话全部烧掉。商、周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的典章制度一定是结合了宗教神话的。这场焚毁运动在《孟子》和《韩非子》里都有提及,但被人们所严重忽略。所以当诸子百家出来的时候,他们无法引用古代典章制度、宗教仪轨和神话传说,于是只能从外来移民口中,或者从一些破碎的文本中去寻找,由此形成“第二代神话”。

但因为各种神话的来源不一样,所以中国“第二代神话”的第一特征就是破碎,神和神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地点,只有一些口传的只言片语。汉代以后,虽然对这些神话做了一些修补,但是还不足以把这个神话回归到原点上去,所以就形成了华夏上古神话的第二特征——没有起源,也就是没有推源神话,没有创世纪神话,没有民族史诗,这点连少数民族都不如。这怎么可能呢?这么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推源神话和民族史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神话在第一次大面积焚毁当中被彻底销毁了,剩下的那些东西,都是外面捡来的碎片。

我做了一个研究,关于西王母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西王母的原型就是印度湿婆。在《山海经》里面有三段描述,说西王母代表死亡和刑罚。其实湿婆是一位双面神,蓬发,善啸,既代表生命,又代表死亡。《山海经》里描写的是关于毁灭和死亡的这一面。西王母头上戴了一个新月形的头饰(戴胜),这正是湿婆头上的眼睛。他(湿婆)的眼睛在愤怒时会睁开,放出怒火,把整个世界(包括神)全部烧掉。除此之外,书里还描写了西王母的穴居风格。大家会想,大神西王母怎么住在山洞里呢?跟我们想象中美丽的女神反差很大嘛。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因为湿婆在他的妻子被害死之后,在山上修炼了两万年,而修行的地方,就在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山的石洞里,位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

通过神话文献的比较,我们基本上搞清了这个神话的起源,它确实是属于拿来主义的,但在拿过来之后做了很重要的改造--把这位大神从男性变成了女性。中国人是很擅长寻找自己的女神的。当年观世音菩萨,原来也是男性法相,在敦煌壁画里面还是男神,有胡子,穿着白袍,但在汉传佛教里面逐渐被改造成了女神。中国文化是一个以黄帝为首的神圣君主体系,代表威严的父性,需要宗教另外再提供母神来保持精神平衡。所以把观世音变成女菩萨,还把西王母也变成了女神,到了明代又推出了一个更新的海洋母神,那就是妈祖。

我们再回过去讲一下先秦的文化来源。先秦文化有大量的外来因素,它是相当开放的体系。我们看到,先秦有那么多诸子百家和思想,来历完全不一样,彼此思想之间也很少有相似之处,为什么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假如我们要问老子的老子是谁?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过去疑古学派有一些猜测,但是争议非常大。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我发现,老子的整个学说确实有外部原型的刺激。虽然他的学说非常独特,跟印度本源不同,但是其中还是含有印度元素。外部的原型起了一个刺激物的作用,它刺激先人根据这个获得灵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本土的老人哲学。

我现在来讲一下老子的来历。在史籍里有一段很奇怪的描述,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这完全不合常理,却没有人追问。实际上,当你仔细研究一下老子生活的时代,就会发现,当时印度爆发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叫沙门运动。这恰恰就是在公元前六百年的一场针对婆罗门教的运动。婆罗门教有一个法典叫《摩奴法典》,它规定,像我们这种五十多岁的人,不能再占用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应该主动离家出走,到树林里,找一棵树遮阴避雨,在瑜伽术的修炼中自生自灭。在树下打坐的时候,可以追问像生老病死之类的问题,还可以苦思生命的本性以及超越的道路。

当然,沙门运动是对针对婆罗门教义的改革运动,释迦牟尼三十多岁就走进林子里修炼了,这显然是违反教规的。他在林子里找了一棵菩提树坐下来,专心闭关修行,差一点饿死,最后还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宗教经验,超越了人类痛苦和欲望的大限。老子跟他一模一样,只不过年纪比他更大而已。他来自中国,属于那种老留学生,身份有点像玄奘,头发已经全部都白了,还坐在李树下参禅(顺便说一下,印度是李树的原产地),把自身所面临的老人处境彻底想了一遍,发现可以把这些老弱病残的弱点,转化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那就是道家哲学。老子的伟大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我认为《道德经》的本质是一种奇妙的老人哲学,他反抗摩奴法典,为老人的老、弱、柔、小、寡的状态辩护,并且为那个时代的老者和弱者,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出路,这就是老子之“道”。因为他突然证悟了大道,于是有了一次精神上的“重生”,这个“生”不是肉身之“生”,而是灵魂之“生”,所以他才能“生而皓首”。这样就很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大经学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要如此描述老子的“诞生”。我还做了一些文本比较,比如,在比较老子的《道》和《吠陀经》或者《奥义书》时我发现,《道德经》里的一些概念,包括“道”、“有”和“无”,以及对耳朵和谛听的重视等等,都有它们的印度出处。但他通过那些外部的思想刺激物,超越了原来的《奥义书》和《吠陀经》,创立出一门全新的哲学,这个哲学支配了中国两千年,并对西方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

老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他开拓了一条全新的精神道路,这跟我们刚才讲的亚洲共同体的概念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在轴心时代有一个亚洲精神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人和人的交流没有太多的障碍。胡适讲过中国的问题就出在“印度化”。他认为魏晋以后,中国印度化,从此以后中国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他把中国文化的困境全部归咎于佛教,但是实际上中国受印度影响远远早于魏晋,源于先秦甚至更早。

再说《楚辞》吧,你们去找已翻译过来的《阿维斯陀经》和《奥义书》跟《楚辞》对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实在太像了,而且这个“像”都是有原因的。按照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岑仲勉的观点,当时有大批波斯拜火教徒聚居在在陕甘和湖南两地,他们把波斯的典章制度和神话传到了中国,不仅启发了屈原这样伟大的楚国诗人,还导致秦始皇借鉴了许多波斯帝国的制度,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驰道(高速公路)、人工水渠、宦官和皇家陵墓建制,这些早在秦始皇称帝前三百年,就已经由波斯帝国实现了。秦始皇从当时的拜火教移民那里获得了资讯和灵感,据此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帝国。2006年发现的秦始皇陵劳工墓,出土了一具年轻的印欧人的遗骸,可能就属于这类波斯移民。

更有意思的是,秦始皇还在销毁天下兵器之后铸了十二金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五个或八个?就因为波斯有十二月神。更有意思的是,《史记》有一个注释,说当时秦始皇找到了居住在临洮的长狄,也就是身材高大的波斯人,照他们的形象塑造了十二金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形象,而要去用狄人的形象呢?显然这是因为它塑造的就是波斯的十二月神,全世界只有波斯有十二月神体系,每个月由一位神来主宰,形成完整的拜火教神系。秦帝国有一个强悍的波斯蓝本。我想正是这种高度的开放和吸纳,才有可能形成先秦的灿烂文化。而这种开放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我就先说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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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率]

标签:凤凰网读书会 朱大可 雷颐 余世存 文化批评 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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