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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凤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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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文/阎连科

今天演讲的题目原定为“中国现实与我的写作之路”,可“中国现实”是个特别大的话题,我想谁都没有能力来公正、全面地说清这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缩小一下,叫“‘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

谈到“乌托邦”,我想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二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乌托邦。

个人写作的乌托邦,是因为我希望从现实走进写作中理想的梦境,希望现实中无法实现、无法得到的东西,能在自己的笔下创造出来,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希冀。比如,我儿时崇拜我们村的村长的权力,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当上村长,掌握一个村的百姓的生杀大权,可这个理想由于阴差阳错而没能实现,我就在我早期的小说中写了各种各样的村长的形象。我写过一个叫“连科”的乡村青年,为当村长艰难的奋斗过程。对乡村村长这一形象进行了许多批判、嘲弄和可爱的描述。说句实在话,把我真正带入中国文坛的,正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与村长、权力和家族有关的那批中篇小说,如《两程故里》和“瑶沟系列”。后来,我把“瑶沟系列”合编为一部长篇,叫《情感狱》,这本书在中国已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这批中篇小说,写得幼稚、笨拙,但也写得充满真情、投入,很感人,给我赢得了许多读者,他们把所谓“作家”的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现在回忆起来,20多年前把我推入文坛的,表面看来是这批小说,实际上,是我个人乌托邦的梦想。如今,我已经对权力感到厌恶和恐惧,你让我去做一个可以说一不二、有些封建专制的一号国家领导人,我会毫不犹豫;去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我也会毫不犹豫;但让我去当一个省长、市长,我一定会再三犹豫,前思后想。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希望在现实中当村长,可在我个人的乌托邦的梦境中,我是想当皇帝的。少年时期,我曾多次做梦,梦到我和毛泽东下棋。和毛泽东下棋并不可怕,可怕、可敬的是在梦中,我把毛泽东给下输了,他把国家领导人的位子输给了我。我还梦见过我和清朝或是明朝的皇帝们打赌下棋,结果同样是他们输了,他们把皇帝和宫殿,全都给了我。

同学们,你们想,我的梦境乌托邦是要当皇帝的,你现在让我当省长、市长,我能不犹豫吗?可是,这样当皇帝可能吗?万万不可能。因为不可能,我就在小说中创造和实践,比如对爱情的理想乌托邦、对田园的理想乌托邦、对山水的理想乌托邦、对金钱与财富的乌托邦等。总之,一切少年的美好欲望,因为不能实现,都成为我理想的乌托邦,都在我的笔下遭到了批判或颂扬,哪怕是批判得不够深刻和有力,颂扬得有些美丽而矫情。就这样,我就在我的小说中描绘爱情、欲望、权力、金钱、女人、性、河流、土地、田园、房舍等等,或者讴歌,或者鞭打,或者是一种说不明的复杂和扭曲的展现。但是,这时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你的小说既是你个人实现或不能实现的乌托邦,那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注重中国的现实以及和你个人几乎无关的一些事情呢?为什么你的小说在形式上虽然个人化,可在内容上会那么现实化、社会化、荒诞化、寓言化呢?这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的乌托邦和现实的乌托邦。

因为,自己少年时期满脑子都是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和同类易聚、同根易亲一样,待我长大之后,尤其是经过了10年“文革”,忽然间,又跨入了30年的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时期,这就让你能更切实、亲近地体会到中国社会的乌托邦性。

原来,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也是一个乌托邦接着另一个乌托邦。

关于新中国历史,从1949~1978年的这近30年时间,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剖析和评说,但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小说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话:那近30年里,我从出生到长大,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而我的亲爱的祖国,也和我一样,和一个幼年的孩子一样,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我的理想是当皇帝,可这个民族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为了当“皇帝”,在部队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荒诞的,可笑的,令人作呕的。比如,在学雷锋运动中,我为了获得领导的表扬,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把连队的扫把藏在被窝中,这样第二天军号一响,我就可以扫地了;而没有扫把的战士,就只能站在边上看我扫地。其结果就是,在晚上连长、指导员的评比中,我受到了表扬。受到了表扬,我就成积极分子了,就距离提干、入党近了那么一点点。别忘了,我想当“皇帝”,入党和提干是一个开始,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还必须知道,“学雷锋”并不单单是做好人好事,它还是社会主义的道德积累,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建设。这就是说,你个人乌托邦的实现之路,必须在新中国乌托邦的实践中实践和进行。可是社会的乌托邦,前30年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斗争、批判、运动,这中间不知死过多少人,流过多少血;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成为通往共产主义路途边的坟丘和野草。然而,中国终于从那个乌托邦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经济上确实蓬蓬勃勃、发展迅速,有钱的人确实过上了“皇帝”的生活,没钱的人,也确实不会再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受苦。关于中国的富裕,关于中国经济的强大,关于中国的未来,因为我儿时的当“皇帝”的乌托邦理想没有实现,没当上“皇帝”,就没有能力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可是,经过了这30年,我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变化。我为这样的变化而欣慰。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我隐隐地感觉到,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退出来,又一步跳进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跳进了一个新的乌托邦。

这个新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灾难,我认为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显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国的沙尘暴、大台风,冬天时南方有大雪灾,而北方却少有飘雪。20世纪90年代连续出现的大洪水,新世纪频繁出现的矿难和“黑砖窑”事件,还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关于这些,我已经谈了很多,举了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的“偶然”成分,但把这些“偶然”合起来看,有没有必然成分呢?这种必然和今天中国的飞速发展,和13亿人口的“小康”、“中康”、“大康”的乌托邦梦境,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一种新乌托邦梦的病症,在一个民族身上发作的开始呢?

还有人心,可怕的人心。

共产主义乌托邦时期,中国人都有“集体主义”思想。现在,在新的富裕和强大的乌托邦的梦境里,我们现在只剩下了私欲主义……

关于新的乌托邦梦境,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我在杞人忧天;二是大家都还在梦中没有醒来。在生活中,我愿意做前者。在写作中,我注重后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面的、错误的、偏激的,但它是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我个人面对现实,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的声音。这个“个人的”,是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所以,我的写作,就一直是在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

(摘自《一派胡言》/阎连科 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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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阎连科 中国现实 写作 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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