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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谈中苏关系:都因毛泽东是个任性的孩子 | 凤凰副刊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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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

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

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八个月之久。1920年代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成“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十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一个十三岁的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

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

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强化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6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泄。

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度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领导,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共产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

又比如,1950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画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

1956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故此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

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词,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摘自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第二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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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中苏关系 毛泽东 斯大林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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