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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融化新知”——“二十四史”点校记

2012年03月22日 17:08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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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贤毕集、翠微校史
  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与体例,除了《史记》,早期点校的其他三史各行其是,很不统一,中华书局毅然决定重新拟定标准,以使“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
  这样一来,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工作进展程度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很多专家分散在外地院校,工作时常被本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所打断。金灿然与齐燕铭于是打报告给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要求把承担点校的一些学者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此议得到了周扬的大力支持。
  于是,从1963年秋冬起,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陆续调入北京。其中包括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武汉大学的唐长孺、中山大学的刘节等。这些从外地来的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翠微路2号院。这里一度成了新中国几十年来顶尖历史学家的所在地。“这些学术权威,政治上有的比较顺,有的正遭受冲”,徐俊说,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陈寅恪的弟子,档案里对他的政治评价是“一贯反动”--1967年底,当一群造反派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时,正是这位“一贯反动”的弟子,挺身而出替体弱多病的导师挨批。
  那时的政治气氛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政治身份各不相同,但在翠微路的小院里,他们至少享受学术上的平等与尊重。徐俊说,中华书局专门为他们配了一位秘书,专门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
  1963至1966年,这一段堪称点校工作的“黄金岁月”。很多历史学家后来都写文章回忆过这难得宁静与温馨的一段时光。“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而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也都重新做过。”赵守俨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进展得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5月22日,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到陶然亭投湖自尽。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因与堂叔傅斯年的关系备受冲击。傅乐焕的死,是“文革”开始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1967年5月的一天,中华书局收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戚本禹传来的意见,要求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因为原任点校工作的学者只有一部分能借调来,于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原有的工作人员,按朝代分为若干业务组。于是,当北京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竟然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不过随着戚本禹的下台,整理工作只维持了几个月又再一次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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