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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胡适“盖棺论定”:沈潜道义,浚瀹新知

2012年02月22日 18:04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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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胡适

(本文摘自《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智效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至今不能被一些人理解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说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最近,我在阅读胡适日记的基础上翻阅了一些资料,看到他和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就胡适而言,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给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从蒋介石来看,他能够结交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讽谏,也不大容易。这一切,都是当代知识分子未曾经历、也很难理解的事情。因此,梳理并研究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可以为胡适“辩冤白谤”,还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蒋介石给他一个“反党”头衔

胡适开始注意蒋介石,是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当时胡适正在国外,准备取道日本回国,但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来。其中原因,从顾颉刚等人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

顾是胡的学生。早在1927年2月,他就写信对胡适说:“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一次民众的革命,民众是不能宽容的--“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所以他劝胡适回国之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为妙。在他看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应该像热衷于党派活动的人们那样,“先顺从了民众而后操纵民众”。4月底,他再次以民众不懂宽容为由,写信劝胡适远离政治。

与此同时,高梦旦也在信中对胡适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另外,丁文江也劝胡适“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

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胡适在日本逗留了三个多星期。他仔细阅读了有关报刊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发生的一切“确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蒋介石为首的新政府能得到蔡元培、吴稚晖等“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可能是胡适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

胡适回国后,确实有一段时间远离政治,在接见记者时他也明确表示“我不谈政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等人提出的《训政纲领》,开始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29年3月,国民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奉行孙中山遗教为口号,将其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法律化,从而否定了在训政时期有制定“约法”的必要。于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革命分子”或“土豪劣绅”的标签,就可以由党的机关任意处置。胡适对这种局面深感忧虑。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保障人权的命令,但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既没有明确规定人权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又没有对政府和党部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它没有尊重人权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再也不能沉默,开始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4月下旬,马君武先生和他谈话,认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他说“这话很有道理”,将来必然要走这条道路。

不久,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

胡适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从胡适日记保存的剪报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对人权和自由的界定略有改变。另外,胡适的老朋友、司法部长王宠惠也对胡适说:“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随后,宋子文向胡适咨询治国大计时,胡还是坚持要召开约法会议。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自己对政治抱着一种“修正”的态度,“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

随后,胡适又写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质疑。文章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文章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文章最后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就只能是专制。此外,胡适还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批评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指出这个学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

三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不久,国民政府饬令教育部,以“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为由,对胡适提出警告;但是上海市党部并不罢休,胡适终于被迫离开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不仅对胡适采取“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1931年初,当局因为罗隆基在《新月》发表政论,迫使光华大学免去罗的教授职务。胡适为了据理力争,曾致信陈布雷,并通过他向蒋介石送去两套《新月》杂志,希望蒋能读一读原文,不要听信传闻。有人建议胡适去南京与当局沟通一下,他说,去南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第一,当局必须保证,负责任的言论有绝对的自由;第二,对于善意的批评,政府应该接受;否则我是不会去的。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大家的意见。第二年3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二人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胡适 蒋介石 沈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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