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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暘: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

2011年03月31日 16:1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子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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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暘

□出版社编辑,北京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郑念在1980年代著有英文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in Shanghai(《生死在上海》)。这本描写她“文革”经历的著作出版以后,成为长时间的欧美畅销书,郑念也因此成为闻名欧美的著名文化人士。1988年,该书曾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在大陆翻译出版。

1966年夏天的上海

以下的情景在许多时间和空间里司空见惯:

一个富裕人家里,夏天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会有这种生活吗?

是的,虽然在那时,在那个城市里,能有这样生活的人非常少,但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的中国,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似乎断不应该能够存在这种生活景象的。我以为,在那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了。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接下来,故事逐渐展开。

以下是主人公郑念的个人背景:一个知识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然后赴英国留学——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结了婚。她丈夫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她丈夫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儿也来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他们一家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转而出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患病去世。壳牌公司派来了新的总经理,英国人。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意外的。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是女主人公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处境更糟。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她,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她劫后余生的母亲含泪写来献给她的。

讲述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在中国已经很难引起人们兴趣了。但是,人们绝不能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苦难,或者压制他人讲述苦难的空间。这无异于另一种邪恶。而且,郑念的故事和她的讲述具有极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是一本畅销书。我正是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上海史中得知这本书的。我读的是中文译本。翻译的味道很浓,英文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严谨,或者说英国味,透过译文,清晰可辨。

“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最早打破郑念平静生活的是两个上门通知她参加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的人。郑念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郑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说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实际上,说入狱是不准确的,在未来的六年里,她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甚至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监狱。因为坚持不认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单人牢房里被拘留了六年。

书中有大量郑念和其他人,如红卫兵、狱卒、审讯人员的对话。我相信,那些人当时的原话,必定用词简陋、语义含混、语焉不详。他们只有那种水平。他们不可能说出书里的那些语言。那些语言太书面化、太清楚简洁,丝毫也不拖泥带水。作者这样写,虽然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但这种笔法带来的阅读享受却是非常迷人的。对“文革”那种低贱荒谬的历史,我此前从没见过以如此高贵纯精的笔法进行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那种荒谬历史的最大蔑视——甚至在用词方式上,作者也绝不和他们同流。

在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有她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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