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12年元旦,一个名为“中华书局”的现代出版机构在上海应运而生。一百年间,这个名字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百年的风云变迁,几代人传承与坚守,开启民智,教育为本;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3万多种出版物,融入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先生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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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12-1949年大事记

  • 1912
  • 1913
  • 1914
  • 1915
  • 1916
  • 1919
  • 1922
  • 1924
  • 1925
  • 1927
  • 1928
  • 1933
  • 1936
  • 1937
  • 1949

1912年 陆费逵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

1913年 新制教科书开始出版

1914年 《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创刊

1915年 《大中华》创刊

1916年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出版

1919年 首倡毛边纸版教科书

1922年 《四部备要》聚珍仿宋版排印出版

1924年 商务、中华联合发行"新国民教科书"

1925年 “中华书局图书馆”成立

1927年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设立

1928年 中华辞典编辑部成立

1933年 《新中华》半月刊创刊

1936年 《辞海》(全二册)发售预约

1937年 出版“非常时期丛书”32种

1949年 建国新局,舒新城任代总经理

 
 

“续绝传统于危亡时局之下,开启民智于新旧交替之间。”—1912年中华书局始创

1911年,清王朝风雨飘摇。陆费逵以超人的眼光和胆识,预感到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1912年元旦,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海聚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余英时先生说:“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 【详细】

 
1913年
新制教科书开始出版

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这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民国初年教科书的市场。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版教科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详细】

1915年
《大中华》创刊

1915年1月20日,《大中华》创刊,这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其主编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兼大社会活动家梁启超梁任公,创刊号的《宣言书》由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逵撰写,发刊辞由梁启超撰写,该刊于1916年12月20日停刊,共出两卷共24期。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我们研究民国初期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详细】

1916年
梁启超与《饮冰室合集》

1936年9月11日,梁启超著作《饮冰室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40册,以编年排列,分为文集和专集两部分,近千万字。1915年梁启超寓居天津,潜心学术,曾在“饮冰室”书斋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历史、哲学、佛学、文学等各方面。《饮冰室合集》是详备的梁启超的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详细】

1924年
商务中华联发新国民教科书

1924年7月16日中华书局董事会决议:为抵制世界书局教科书,商务、中华决定联合组织一书局——国民书局,地址在河南路。股本额定20万元,商务2/3,中华1/3,陆续支用。国民书局1924年起发行“新国民教科书”初、高小各一套。至1930年7月21日停止营业。此套新发布的教科书首次开创了两大出版社合作的局面,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详细】

1925年
"中华书局图书馆"成立

中华书局1916年设立图书馆,收藏各类中西文书刊五十余万册。建国前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前大部分留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到北京后也开始建设图书馆,现收书几十万册,编辑查阅资料方面十分便利,甚至有作者还特地到中华书局图书馆查阅版本资料。善本室里藏宋版图书成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之一。 【详细】

1927年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设立

香港中华书局于1927年成立,初时名为中华书局香港分馆,1988年改名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并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成员之一。香港分局的设立标志着中华书局的国际化战略的第一次具体实现,秉着“旧传统,新视野”的办局理念,中华书局逐渐向其进军世界的理想迈进。 【详细】

 
 

这个人是注定要出现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出版作为公共传播方式日益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公众生活领域,并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头。中华书局因了他一炮打响。而中华书局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新出版业及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中国近代出版呈现出新的格局。【详细】

陆费逵的出版思想  

陆费逵认定出版是他的终身职业。对于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他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善于从实际的事业中进行出版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他甚至还主张办出版研究所。陆费逵是近代出版业中少数对于出版有研究并形成文字的人,并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富有自己的出版理念,说明陆费逵已经成为近代自觉的出版人。他的出版思想的萌芽早于中华书局的创立,但中华书局的事业成为他出版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实验园地。【详细】

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陆费逵也是我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作为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对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教育与出版结合得水乳交融。他重视教育由来有自,或者说他对于教育的贡献更早于对出版的贡献,以他的思想在开创民国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方面影响昭著。【详细】

陆费逵与出版界翘楚  

一个人总是时代造就的,而时代造就的往往不是一个人,常常是一批人一群人。这一群人既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也体现出时代的群体特征。作为商务和中华最主要的主政者,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与舒新城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物。【详细】

中华书局1950-1977年大事记

  • 1950
  • 1951
  • 1952
  • 1954
  • 1957
  • 1959
  • 1960
  • 1965
  • 1967
  • 1971
  • 1975
  • 1976

1950年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1年 本局上海印刷厂承印《毛泽东选集》

1952年 中华书局编辑所迁京

1954年 实行公私合营,仍保留原牌号

1957年 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

1959年 点校本《史记》、影印本《永乐大典》出版

1960年 《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全唐诗》出版

1965年 唐圭璋编《全宋词》出版

1967年 “二十四史” 点校工作短期恢复

1971年 顾颉刚负责重新点校“二十四史”

1975年 周振甫正式调来中华书局工作

1976年 点校本《清史稿》开始出版

 
 

“校理故籍千载业,切磋疑义百家鸣。”—五十年代的中华书局逐渐走向专业化

1958年2月9-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齐燕铭任小组组长,金灿然为小组成员并兼办公室主任,指定中华书局为小组的办事机构。3月7日,文化部下发文件:中华书局属文化部领导,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著作为主。至此,中华书局成为一家出版古籍整理及相关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这是全中国计划生产的一个缩影。(下图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缮补全) 【详细】

 
1951年
书局承印《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在建国前即有大量出版。自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中华书局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详细】

1954年
实行公私合营,保留原牌号

1954年1月15日、28日,出版总署两次邀集中华书局董事会代表举行会议,形成《关于中华书局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会谈纪要》,根据规定设立北京“财经出版社筹备处”。5月1日,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股份总公司从上海迁至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详细】

1959年
点校本《史记》出版

《史记》自传世以来,版本繁多,而且早有断句的本子,但影响最大的当是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点校本。这个本子动真吸收了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梁玉绳、王念孙、张文虎等人的研究成果,校勘精核,标点清晰,受到文史界的好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组织了专门班子,就《永乐大典》残存本的下落作了长期查访,于1959年将当时搜集到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问世。【详细】

 
百年历史,百年奋斗
 

中华书局首批创办者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的航向已注定,但于当时而言,不得不说,中华民族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保皇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这般时政新局下,具象当时的教育出版,应该出何种教科书,正困扰着出版人。譬如,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还要不要印行?是不是要提前刊行适合共和政体的的新教科书?那些创办中华书局的第一批人白手起家,硬生生地把自己内心怀揣的理想在坚苦卓绝的情形下付诸现实。再看那些人和事..【详细】

 
两次危机,两次新生
 

中华书局上海静安寺路办公场所

回顾百年中华书局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并不是平坦的,其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危机,并最终在危机中赢得新生,从而使中华书局经受历练,更加铿锵。 【详细】

 
 

中华书局格局图

百年书局,百年变迁

中华书局的事业迅速发展,走向逐渐成为以出版为主的大型企业。中华书局成立当年,为了推销中小学教科书,在天津、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福州设立分局或经理处。1916年又增设33处。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详细】

 
1971年
顾颉刚点校“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详细】

1975年
周振甫调入中华书局工作

1971年,周振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明史》点校工作。1975年正式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编审。1975年,受钱先生之请,周振甫先生成为《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1977年,《管锥编》正式交付中华,周先生又一次进行了全面的审读加工,与《谈艺录》一样,周先生为《管锥编》逐一拟订了小标题,留下了数万字的审稿记录。1978年,担任《管锥篇》责任编辑。 【详细】

1976年
点校本《清史稿》开始出版

《清史稿》自中华民国初年即特设清史馆编修,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中华书局在1976年出版了点校本《清史稿》,对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详细】

中华书局1978-2012年大事记

  • 1979
  • 1980
  • 1981
  • 1982
  • 1987
  • 1989
  • 1990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7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1979年 恢复原建制

1980年 在全国各省市建立特约经销

1981年 《文史知识》创刊

1982年 《万历十五年》出版

1987年 《清实录》出版

1989年 《丛书集成》初编全部重印出版

1990年 “台湾专号”,在北京、台北同时发行

1992年 建局80周年纪念

1993年 出版《白话资治通鉴》《秦汉魏晋史探微》等

1994年 《殷周金文集成》出齐

1995年 在香港为陆费逵修墓立碑纪念

1996年 出版《屈原集校注》《甲骨文字诂林》等

1997年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出齐

1998年 《中华活页文选》复刊

1999年 出版《全唐诗》和《全宋词》增订简体横排本

2000年 出版《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2001年 全局员工实行聘任制

2002年 建局90周年纪念大会

2003年 “守正出新”为新世纪发展主线

2007年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式启动

2009年 “新编诸子集成”付梓

2010年 《琴曲集成》、《顾颉刚全集》出版

2011年 完成转企改制

2012年 中华书局创建100周年

 

“凤凰浴火新生时,守正出新创辉煌”—历经百年考验的中华书局走入新纪元

1978年之后,百废待兴,古籍整理事业进入新的阶段。1978年3月7日,国家出版局正式发函,重申中华书局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1979年8月,国家出版局宣布中华书局恢复原有建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又有了专门的基地。中华书局继承了1958年以来的专业特色,积极进行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给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专业出版为特色的中华书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华书局开始了艰难的探索。【详细】

 
1979年
中华书局恢复原建制

“文革”结束后,1979年8月,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恢复正常建制。短短三年间,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以及众多学术丛刊、汇刊面世。1981年12月10日,在陈云的直接过问下,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始启动。【详细】

1981年
《文史知识》创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文化传承的使命和责任,使中华书局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普及,《文史知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1981年,《文史知识》创刊。它以“雅俗共赏”和“大专家写小文章”的独特风格,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和赞誉。创刊三年时,应读者的强烈要求居然把已出的刊物全部重印。这在中外期刊史上亦属空前。 【详细】

1982年
《万历十五年》出版

在黄仁宇一生丰富著述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使黄仁宇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第一次印刷就有2.5万册,结果一销而空。唯一让黄仁宇感到遗憾的是中文版缺少了插图,他本意是通过文字和图像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历史。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在《万历十五年》成书三十年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增订本。【详细】

 
回首百年沧桑路,还看中华艳阳天
 

写在中华书局百年之际

比中华书局年轻十岁的著名学者冯其庸道出了社会共识:“近百年来,中华书局为继承、维护、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详细】

 

李岩:“中华”百年声名不可辱

我到中华书局工作已经25年,作为一个企业的主事者,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在日常经营上,我还是比较自信和从容的。但从另一方面,坦率地说,我内心经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有时候我特别怕哪个读者对我们的图书提出异议、错误及明显的硬伤,因为“中华”的品牌是几代“中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百年基业的声名绝不能被我们辱没。 【详细】

 
名家寄语中华

来新夏:我和中华书局是道义之交

在中华百年之际,我应该说,中华也是扶持我成长。我希望中华应该是能够作为中国出版行业的一个名片,能够讲得出去,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出版家的出版机构,它不是说,给你编编稿子,改一个错字,提点意见。而是什么呢?而是能够帮助作者,扶持作者,为作者探路,铺平道路,这才是真正合格的编辑。 【详细】

裘锡圭:传统文化的“中华之光”

我对于中华书局是肯定的,在这回祝贺中华书局百年华诞题字:“中华之光”,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说是我们代表现在的那些新的东西,而是我们通过保护传统文化而发光,中华书局最近选了很多现代学者的作品出版,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严,我们不能说宁缺毋滥,至少要宁严毋宽,一宽你就没有标准了。 【详细】

冯其庸:《辞海》伴我治学六十载

我整个几十年的读书、治学,没有离开中华出的书,尤其是《辞海》这本书,真正跟了我60多年,见证了我读书治学的一生。所以我觉得中华书局这一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创造、贡献是写不完的。在我国一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在现代文化的建设上,在知识界的培养成长过程中,占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详细】

1990年
“台湾专号”在两岸发行

在1985年《北京晚报》开展的“最佳杂志大家评”活动,《文史知识》被读者选为最佳杂志。80年代末杂志的销量逐步回落,冯宝志分析:“随着相近性质的刊物越办越多,读者也被分流。”《文史知识》虽然不断地探索创新,并集中就学术话题、朝代、地方出专号,1988年还与台湾《国文天地》杂志合办了“台湾专号”,但依然不能在市场上保持创刊时的辉煌。【详细】

2003年
“守正出新”主线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给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专业出版为特色的中华书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华书局开始了艰难的探索。2003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学召开“弘扬传统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袁行霈教授寄语中华书局要“守正出新”。这四个字成为新世纪局训,指引中华书局发展之道。【详细】

2011年
中华书局完成转企改制

中国出版集团的转制工作始于2004年。此前的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12家出版发行机构,从原政府主管部门剥离出来,组建了中央级的大型现代化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在实现转企改制的基础上,秉承致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宗旨,在新的世纪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详细】

 
 
 
 

《二十四史》

部分参与点校专家合影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齐燕铭本人亲任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寅恪、张元济、陈垣、范文澜、郑振铎、冯友兰、翦伯赞等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 【详细】
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与体例,除了《史记》,早期点校的其他三史各行其是,很不统一,中华书局毅然决定重新拟定标准,以使“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 【详细】
第二次启动,缘于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提出由上海来整理‘二十四史’。总理不同意,提出还是让中华书局来做。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就是由北京、上海同时承担。”【详细】
 
 
 

集我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学者50年功力,汇我国传统典籍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几代编辑心血的“新编诸子集成”40种目前全部出齐。至此,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典籍的基本文本以完整的面目呈现在学界的视野中。 【详细】

 
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华书局走到了今天,从“守正”到“出新”,百年的沉浮锻冶出了一个在新世纪屹立不倒的品牌。在这崭新的时代,中国人开始了对新文化的自觉追寻,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然要到传统中寻找适应当代发展的精神力量。正如书局在创办伊始所肩负续绝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一样,如何在当今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坚守传统文化的品格,开拓新文化腾飞的道路,值得每一个国人共同思考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