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字号:T|T
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创始人陆费逵青年时照片

怀揣经世思想的少年英才

1912年的太阳像往常年度一样的照耀着。一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此刻所做的这一切,在不知不觉间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史。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新的书业机构宣告成立,它取号与新的共和国相同--中华书局。后来的历史将证明,这个书局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富有野心的年轻的创始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三年多以前,也即1908年,他就任职于这家后来被称作中国近代出版之始的出版机构。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沧,1886年出生,雁行居长为家中长子,祖籍浙江桐乡,出生地是陕西汉中,长在南昌。虽然终其毕生并没有到过桐乡,但他却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桐乡人。陆费逵早年入熊育锡所办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器重,后任正蒙学堂校长。1904年随吕烈煌至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入日知会为评议员。1906年与冯特民一起接办汉口的《楚报》,任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被迫停刊。陆费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1907年进文明书局做了编辑。最早年的这一点经历预示着日后他将与出版终身为伴。

将陆费逵引入商务的,是商务老资格的编辑高梦旦。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创业三元老之一,也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的“参谋长”。高梦旦和陆费逵原本非亲非故,只是与当时在文明书局的陆费逵常有事务性的会面,高惊其才干,便向商务作了推荐,经张元济同意后,以重金聘入馆内,待遇之优为馆中旧人所不能及。高梦旦注重人才,与张元济两人均特别看重陆费逵,共商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的重任,看来商务是将其作为台柱的,高还作主将自家侄女嫁给陆费逵,目的很明确是“欲坚其心”,为商务留住一个日后可堪大用的人才。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十几年前中国发生变法维新运动。在这十年间,维新与革命的变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陆费逵曾是同盟会会员,他预料清朝统治会被推翻,革命一定会成功,当此之际教科书必定有大的改革,于是曾向商务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因为商务的决策者张元济以至高梦旦,这时是立宪派,正热衷于立宪,没有看到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虽然只是边缘。变法流产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探求目标。梁启超等在日本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章太炎等则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爱国者起了分化。“共和”与“立宪”之争,势同水火。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面临着一种角色变换,面临着一个思想转弯。张元济没有能转过这个思想弯子,对于立宪仍然抱着善良的幻想。

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一套表达新的价值观念的教科书。陆费逵说服不了商务的决策者们,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1910年正月,商务的同仁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决策者们也就曾议论陆费逵“在外私编教科书”的事,公司甚至也有人主张“将其书买入”,但可能是反对者众,公司并没有将陆费逵的行为纳入公司的业务。辛亥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陆费逵的意志,更促成了他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加快编辑新教材。而商务此时也遇到了困境。因为总经理夏瑞芳一意孤行,擅自挪用巨资购买橡胶股票受骗,公司流通资金吃紧面临倒闭。陆费逵利用商务内部之乱,与同在商务任职的几个员工陈协恭、沈知方等二三知己,在家中秘密谋划与编辑教科书,筹资准备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甚至更早的事。

1912年民国纪元的第一天,新的书局宣告成立,并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出《中华书局宣言书》。发表宣言大约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风气,比中华书局稍晚一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也有过一篇《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但后出的亚东的宣言比不上中华的宣言,早出的中华的这篇宣言比起亚东的宣言来说,真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立意更为高远,它注定要成为名文。中华书局宣言书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后面一段谈中华书局成立之缘由和目的,更像一则“形象广告”。再后是具体的教科书编辑大意。从这篇宣言,可以窥见陆费逵的手笔之大与志向之远。

书局名称与新的国号相同,这明显是有意地借势。但这可能是挂牌,正式营业在2月间。据同是创办人的陈寅(字协恭,1882-1934)说:“中华于民国元年元旦成立,2月22日开始营业,伯鸿是辛亥大除夕(2月17日)进局的,我却先三个月。”这段回忆很重要。说明当时的陆费逵确实是在悄悄地进行,其时职任还在商务。陈寅在中华书局创办仅一年时有一段文字,留下了直接的史料:“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11月3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日(11月6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课本,一面经营印刷改造事宜。”新书局营业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推出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中华新教科书》。这套书包括中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初小国文课本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

这套教科书弄得商务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供给学校的教科书还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着清朝的“黄龙旗”。新的五色旗与旧的黄龙旗的竞争,可想而知,商务的教科书注定将严重滞销。而陆费逵们还有高招,他们在书局新张的头两三个月里,多次买下了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不小的版面,向社会公开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陆费逵有意地借用了“革命”的威力,中华书局教育革命宣言的屡屡公布,既树起一个新书局的新形象,也对一个规模最大的老书局暗藏攻势。待到商务印书馆醒悟过来不得不对教材做出修订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

陆费逵终于在商务独占的教科书市场中打入了第一个楔子,撕开了一条缝隙。历史不能不承认陆费逵的机敏,他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时机的选择,对于新教材的认定,都把握得可谓恰到好处。教科书的出版与使用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如果不是一个特殊的机缘,要改变教科书格局是相当不易的。陆费逵的杀出,正是利用了张元济们的短视。张元济何等人物,晚清翰林出身,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智者,但智者千虑也免不了一失。对于陆费逵的此举,即陆费逵利用商务决策人在辛亥革命期间眼光不远而从商务杀出成立中华书局,世人尤其是商务人多所诟病。高梦旦为此还被人责怪为引狼入室,赔了侄女又折兵。经张元济出来说话,议论才被止住: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陆费逵此举是否违反竞争道德,暂且不论,他脱离商务虽然是商务的一失,但对于商务又何尝不是一得?因为从此,一家独大的商务多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竞争对手,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从来靠竞争,这是绝对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书局的出现不也是对商务发展的一大促进吗?诚然,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看,中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可与老大匹敌的出版机构,确实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

这个人是注定要出现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出版作为公共传播方式日益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公众生活领域,并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头。中华书局因了他一炮打响。而中华书局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新出版业及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中国近代出版呈现出新的格局。

大幕徐徐拉开,活剧壮剧与好戏上演了。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