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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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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的出版思想

陆费逵认定出版是他的终身职业。对于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他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善于从实际的事业中进行出版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他甚至还主张办出版研究所。陆费逵是近代出版业中少数对于出版有研究并形成文字的人,并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富有自己的出版理念,说明陆费逵已经成为近代自觉的出版人。他的出版思想的萌芽早于中华书局的创立,但中华书局的事业成为他出版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实验园地。对于陆费逵的出版思想,不仅从他的丰富的出版实践中可以总结,而且可以从他的有关文字中进行归纳。我们试从以下一些方面做一论述。

一、出版与社会的关联

陆费逵从事出版的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之秋,从事出版业的环境并不优越。陆费逵认识到从事出版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书业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作为实业家与出版家,他自然看到了社会条件的制约,陆费逵说:“现在一般舆论,总怪无好书出版,但是在现在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之下,要出好书,实在不容易。”他还写道,“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何种程度呢?”但是尽管书业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他作为近代爱国的工商人士,对书业的社会责任却洞若观火,“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这一句为现代从事出版业的人所反复引用的陆费逵早年的名句,精辟地指出了出版的全部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是他最注重的,因为这是整个书业的基础。陆费逵在这一句之后更着重指出:“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他把出版业提高到国家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认识,不说是后无来者,也应该是前无古人的。这既是出版的社会功能所在,也是他本人从事出版的起点期即实夯筑牢的思想基础。这位近代出版人中初具世界眼光的人,还引述西方的思想说:“良书之可信,逾于良友。There is no friend so faithful as a good book。又曰:恶书之害甚于盗贼。There is no worse robber than a bad book。”这确然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良知。

二、出版与文化

出版的本身是一种文化。陆费逵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在这里,印刷即是狭意的,也是广义的。出版和文明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体认。孙中山先生也有同样的论断,在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中有一段文字写道:“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孙中山指出印刷业“其营业之发达,乃与文化之进步为正比例”。这里所说的印刷工业,实际上是近代出版业的代名词,这表明孙中山在近代出版业尚处于一词之立的阶段,就对出版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难能可贵地认识到是它是事关文明进步的大事业。孙中山从宏观立论,陆费逵则从具体的事务着眼,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陆费逵实实在在地实践着出版的文化立场,他始终把中华书局视作为一个“文化机关”,“热心维护此文化机关”。把出版的每一种重大图书工程作为文化的产品,在他主持的发展规划当中也说,希望通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活动“期于两三年后达于完备之点,庶吾国文化亦得蒸蒸日上”。把“一二八”日军毁我商务,看作“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学术是文化的晶核,出版与学术有着互动的作用,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出版的支撑。编辑了近代一份重要学术刊物《学衡》的吴宓,对此有着十分的认识,这份杂志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刊物,《学衡》与中华有十几年的关系。吴宓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为《学衡》事往访陆费逵的事,吴“痛陈《学衡》已具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陆费逵君意颇活动,谓与局中同人细商后再缓复,并允第三十七、三十八必续出云。”出版的眼前是利润,出版的背后是文化,正是包括陆费逵在内的一代代出版人的坚守,近代文化才能因出版而光大。

三、书业的双重属性

与上一个问题其实相关联,出版业的属性是什么具有理论探讨的意义,因为这是新出版兴起以来还不曾探讨过的一个问题。陆费逵是一个探索者,他指出:“虽经营书业,然与普通商业不同。”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所从事的可以说是事业,而不能说是商业。在一个物欲的社会,他看到出版业属于社会事业的一面,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他又不太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商业。虽然他实际是在按商业的规则在操作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按市场的需求运作着自己的产品。但是陆费逵又充分认识到出版的商业性,关于出版业的事业性与商业性所具有的结合,陆费逵在一篇文章有很好的领会和比喻。中国传统社会将社会分工分为士、农、工、商。陆费逵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我们这行职业,除‘农’字之外,已占了‘士、工、商’三者的地位:编辑者为士,印刷者为工,发行者为商。”又说“书业是士、工、商之结合物。”“此三者有连带的关系,而在法律上,也须受同等的功过。”他进一步说,“如编辑者编成恶书付刊,则印刷者有阻止的权限;设印刷者亦未察出,发行者亦有不售的责任。再进一步说,印刷者与发行者的功劳较编辑者尤大;因为没有印刷者和发行者,则编辑者无论做成一部什么有价值的书籍,也没有印刷和销售的机会,我们既已知道己身已占了社会上重要的地位,若无相当的常识,如何能尽我们的责任,满社会上人们的欲望呢?”这里他难得地谈到出版各环节的关系,虽然出版的商业性最后是通过发行才表现出来,但是他把出版的商业性只界定发行环节上,又着实有些局限。

比陆费逵晚些从事出版业的张静庐,也是一位多少有着自己的出版理念并立于不败之地提炼这种出版理念的人,他的一段话常被人引用,“公司的事业不能认为私人产业”,“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为可怕”,“‘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

对于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与张静庐大致同时代的邹韬奋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写有专文论及这一层意思。事业性是“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文化需要”,商业性则是“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充分发挥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这是局外人的深刻之论,当然鲁迅不完全是局外人。鲁迅是有体会的,其所创办的《译文》就曾因为经济原因“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可救药”。出版毕竟是一种商业性行为,必定受这一特性的制约,但陆费逵们并不是简单的迎受与跟从,而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去适应商业,去光大事业,陆费逵、张静庐、邹韬奋们的出版体认,构成中国近代出版属性的一条认识递进的线索,表明了出版本体的一种自觉。当然这种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践的运作不能直接地和完全地划等号,实践运作往往是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二重意识共同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在那样一个年代,对民营出版机构来说能做到谋义与谋利的结合,已是相当的不易,这样的人必定是那一个时代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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