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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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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要有世界眼光

渐渐地具有世界眼光,是近代中国先觉者们给予这个时代的一份遣产。陆费逵常认为我国的出版业与印刷业还太幼稚,要一千倍以上的努力才行。他的这种看法不仅得自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陆费逵较有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出版家中最有世界眼光的一个。这里包括几层意思。

1、做事业要有世界意识

陆费逵一向重视世界潮流,他编著的《世界教育概况》是我国最早专述外国教育的专著,1911年出版。他认为作为商界人才,第一位的是要“明白事理,明白世界大势”,中华创办《大中华》杂志,他在卷首的《宣言书》中称办杂志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养成世界知识”,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术。他在《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一文中,对世界六个国家的教育与教科书情况做了研究,在最末一段中着重指出:“夫今日世界之大,国家教育,不惟不养成一国之国民,尤当养成世界之国民,方能与同时立国于世上者竞”,又言“谋国者当放眼于五洲之外”。如此意见,是何等的世界意识。

他的这种世界意识,与他的中西文化观有相当的关联。他的中西文化“各有优劣,重在调和”的文化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陆费逵在一个重要年份即1919年写的《教育主义》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优劣,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点在于“重心性而轻物质”,劣点在于无研究、无辨别。西方文化的优点,不在政治、经济、教育、实业,也不在国富、兵强、器利,“厥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的德性,以及科学、社会的精神,是我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以东方伦理的精神,立身治家,而祛陋俗、辟谬说;以西方科学的精神,治学问与事业,而除偏见,减物欲,从而确立社会之基础”。应该说,他的这种融合中西的文化观,影响与引导着中华书局“兼采中西文化,融和国粹欧化”的出版理念和出书宗旨。

2、做出版要有世界作为参照

早在他从事出版业之初,他就从人口、受教育人数与教育经费等方面,将中国出版与日本出版作了对比。他在很早(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中,分析“今海上书业,不下百家,贸迁之万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微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他感慨“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衡其得失,得出结论“不如不兴教育之为愈矣”。这大约是他从事出版业的原因,也是他立志将出版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原因。陆费逵又从美、英、法、德、意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纸量、输出额、用纸数对比分析入手,指出“国家文明之进退,殆视用纸之多少矣”,“世界愈文明,用纸之数愈多”。在中华任上,他至少曾两度率业务骨干,赴日考察出版业印刷业。他常常拿中国的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作比较。在1922年写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中,指出中外出版的两点区别,其一,外国出版业发达,营业额大,而中国出版业资本小,营业额小;其二,外国出版业不自办印刷,且分工极专业极细,而中国出版业由于不发达只得自办印刷自设分销,且无从专业分工。

1932年,时任上海书业公会主席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将中日美等国出版业作了一番对比,他是这样与美国比较的:“美国纽约市,近年各种实业中,以印刷出版占第二位置,年约四五万万美金,约合国币二十万万元。美国系联邦制,各邦各有其教育制度,工商业发达,所以纽约不能为全国集中之地,至多占全国1/5。然则美国全国的印刷出版,每年有一百万万元了。我国人口四倍于美国,应该每年有四百万万元,今尚不到三千万元,不及千分之一,岂不可叹!反过来说,便是前途发展的希望,却非常之大。”他既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希望。

3、善于从世界出版汲取养分

陆费逵从国外出版的书籍中得到过这样的启发,“英日字典,恒朝夕不离左右。见其体裁之善,注释之精,辄心焉向往,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已任。”这就是他编辑出版《中华大字典》的初衷。他多次赴日本考察出版及印刷,发觉日本最大印刷企业之一的凸版印刷株式会社非常注重有价证券业务,回国后更下力发展印刷,使中华书局的印刷成为国内乃至亚洲最有实力的一家。他还派员工赴日学习,在他早年的笔记中写有“沈逢吉赴日本从细贝为次郎学习意大利雕刻铜版式法,尽得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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