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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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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陆费逵也是我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作为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对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教育与出版结合得水乳交融。他重视教育由来有自,或者说他对于教育的贡献更早于对出版的贡献,以他的思想在开创民国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方面影响昭著。其早年时任过小学教员,在文明书局曾兼任过文明小学的校长。他曾自云,22岁(1907年)以后,“特注重教育及经济之研究”。曾与丁福宝合编过《文明国文教材》、《文明算术教科书》。他在商务就职时即任过《教育杂志》的主编,更自称是一个“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的人,这份杂志更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据认为也是最早的教育专门杂志,“其主张往往足以左右舆论”。创办中华之后,又创刊了《中华教育界》,使得《教育杂志》在某些方面相形见绌。陆费逵还有许多有关教育的重要文章,如《论国定教科书》、《论中国教科书史》、《论各国教科书制度》、《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等,有的曾得到蔡元培的高度重视,并亲往上海听取陆费逵的意见。所著《教育文存》五卷,应该说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料。他能创办中华书局,并和商务数度两分天下,在教科书方面和商务形成相恃的局面,和他在教育观察上有很深的造诣分不开,和他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教育方面,他有思想有实践,并与出版相互依托,这使他能达到相当的深度。研究陆费逵的出版必定要研究他的教育思想,而研究其教育思想,也必须与研究其出版思想相结合。这是陆费逵教育思想的基本格局,我们主要从这个基本格局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教育是立国根本

陆费逵是一个富有教育思想和理想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十分重视教育的巨大作用。早在上世纪的头十年,他就写作了数十篇关于教育的论文,倡导以教育为根本的主张。1911年“中国教育会”成立时,倡行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就是他的意见,会章也是由他起草的。

在对教育的根本性的认识上,陆费逵指明了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夫教育者,国民之根本。”并强调了三个重点,其一,强调教育发展与国势强弱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然由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他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中,指出“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陆费逵此番言论十八年之后的1933年,早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做过重要骨干(1928年起编译所所长)并在“一二八”商务被炸之后又主持《教育杂志》复刊的何炳松,还在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无论如何,必具备了一个基本条件,才可望免于灭亡。这个条件就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可见此为历史的共识,而陆费逵立论之早更尤为可贵。其二,教育是社会性的一个环节,“离社会而讲教育,失教育之本旨矣”。其三,教育与政治相联系,近代中国在政治革命之后,“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这三个重点是环环相扣的。

在陆费逵那里,教育是立国根本的切入点就是教育与出版的结合,他认为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他看到共和政体即将诞生,教育制度也将随之发生变革,教科书必将重新编写,而商务还没有改编教科书的举措,于是他将孕育已久的“用教科书革命”的理想付诸实践,用出版来从事教育的改造。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中更阐明宗旨:“国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1916年,中华书局董事会制定书局第三期发展计划,在编辑方面,“一、改良普通教科书及学校用品以助教育普及;二、注重高等科学书及字典辞典等以养成专门人才;三、多编通俗讲演书及有益小说以辅助社会之教育;四、其他如精印古书,广译西书,自制仪器标本,皆吾局对于教育之天职,其于二三年后达于完备之点,庶吾国文化亦得蒸蒸日上”。这可以视作一份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完备的实施纲领。陆费逵在20年代上半叶又进一步总结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在他眼里,国家、教育与出版连成了时代的一条主线。

二、教科书和国语

后世研究者将20世纪上半叶教科书的变迁称为“民族魂”,可见其时教科书在提升民族素质方面的意义。教科书是陆费逵毕生关注的事业与营业,教科书革命是陆费逵教育思想的支撑点。他的教科书思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科书是教育根本,教科书必须革命。眼看清政府将要垮台,共和民国将要建立,他意识到没有适宜的教科书,革命胜利的成功必定得不到巩固。他开创中华书局,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而他的教科书革命的思想核心,就是要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他将教科书内容更新与巩固革命成果联系起来,认为教科书不革命,则不能灌输自由之真理、共和之大义、国家之学说。《申报》1912年2月26日刊载陆费逵《教科书革命》一文,其中的重要一节如下: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其中有:国文八册,国文教授书八册,算术八册,算术教授书八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二册,中华高等小学修身四册、国文八册、算术四册、算术教授书四册、历史四册、地理四册、理科四册、理科教授书四册、英文四册。”

这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的,他的教科书革命的思想表达得再清楚不过。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其全部教育思想的起点和纲领。

二是教科书应废官办改由民办。早在新式教科书兴起之初,陆费逵就提请国人和同业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科书不宜官办,他的《论国定教科书》一文中指出,“近闻学部有编纂教科书之举。吾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惧以此阻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由喜而疑而惧,表明了陆费逵反对教科书由官办的态度。他还有一篇《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结合实例对学部所编国文与修身两科课本“之不当处评论之”,矛头直指教科书“国定制”之弊。另一方面是力主民办,当听说政府可能将仿日本国定教科书办法,“许民间翻刻”,他提醒“吾同业诸君,其速谋之”。他主张“我国今日之教科书,决不可国定;即使必欲国定,亦当有种种预备,决非聘十数人,设一局所,仓卒下手,遂可以集事也。”阱陆费逵之所以如此主张的原因,其一,编辑教科书必须有一个教育发展的过程;把教科书过早地统于一手,则无竞争,不能进步;其二,政府(学部)编辑迟缓,不如改编辑为审定易于操作;其三民间编辑,则优胜劣败,自为菀枯。反对教科书的“国定制”而主张民办制,是陆费逵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民办教科书的主张虽然不排除为民营出版业从事教科书提供理论支持,但主要的还是从教育自身的规律看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思想萌发的初期,他本人并未在做教科书。

三是教科书须体现宗旨。这个宗旨他先后做过多种表述,“务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以发达我国势,而执二十世纪之牛耳”。“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课程设置要服务于宗旨。

教科书的用语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陆费逵对此也下力很多。早在清末,陆费逵就积极提倡“统一国语”和“言文一致”。由于他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和教科书打交道,就更感到国语和教科书联系紧密。他主张小学教科书用口语文,容易学容易写,且实用。1921年开设上海国语专修学校,陆费逵除了任校董之外,办校经费与师资均由中华书局负责。陆费逵指派中华书局的国语部长兼任教务长和教授,后又继任校长。中华也注重出版国语教材与有关国语的学术著作。“本局提倡国语,不遗余力,出版图书教具,新颖精审,夙受教育界的赞许,前出国语书目,小本精印,既便携带,尤便检查。近又新编国语大张书目,专供各局发售国语书籍时包裹之用,现已出版分发各局云。”对于国语的重视贯穿其一生,逝世前一年即1940年3月他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提出《改良国语教育案》,指出:“普及国语之需要,为今日第一要务。”

陆费逵的这些教科书主张,确实为出版业从事教科书编辑出版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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