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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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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与商务中华的几位主政者

一个人总是时代造就的,而时代造就的往往不是一个人,常常是一批人一群人。这一群人既有其个性的特征,也理所当然地会体现出时代的群体特征。作为商务和中华最主要的主政者,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与舒新城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物。

一、陆费逵与张元济

张元济1867年出生,比陆费逵年长19岁,商务与中华的这两位主持人甚至于可以说是接近两代人了。

但他们投入出版献身教育的时间却没有相差19年,投身出版的时间更几乎是同时的。张元济在1902年应夏瑞芳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投身出版,这一年他有34岁了,已然是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士了。陆费逵稍后几年进入出版业,其时不到20岁,他的名字还不为人们所知。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有人将出版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更谈不上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出版业还远未成为一种像样的事业,即使是商务印书馆那时也还是“看不出什么苗头的出版机构”。张元济是从中道转入,而陆费逵却几乎是从人生一开始就投身出版。

正是从张元济、陆费逵这两茬人开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将出版作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借出版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出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在他们那里开始定型,或者说近代出版人的职业化是从他们开始的。所谓职业化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也就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中,从事同一类同一性质的工作。作为近代出版初期出版人的陆费逵,与张元济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教育与出版的结合,将教育与出版打通,以教育为手段,以出版做工具以提升民族素质,是那一代出版人共同的运思指向和事业眼光。

张元济出身翰林,在1898年的变法中,因为创办通艺学堂而被视为成功的新派教育家,变法失败后南下,他更全力参与南洋公学的教育事业。张元济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这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的。他不同时期的信札表明了这一点。在投身出版的前一年,他在致书盛宣怀时说:“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投身出版之前,他就与商务有一个重要的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投身出版之后他的教育观念有了一个重大转折,“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很明显,张元济在出版界的教育努力是大众教育的普及,是他有时所称的国民精神的教育。如他以后所追怀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当有亲友劝他去京走仕途时,他回复:“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他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新式教科书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认为“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当年,即1902年的3月,他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20号上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汲汲于教育之普及,更明确提出“速自编译”适合我国少儿接受特点和认识规律的新式小学教科书。他并率领一帮志同道合者投入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张元济在投身出版界前一段时间的教育努力主要集中在英才教育,在投身出版界前后,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大众教育更为重要。这样的理念,是最早从事出版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他们从出版角度对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种贡献。从事出版成了实业救国的理想方式,改革教育成了他们文化救国的实现途径。把新式中小学教材的建设作为出版事业的重头,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因为出版家们对新教材的建设而大大地提高了质量,提升了水平,也大大地拓展了教育面。诚如美国的学者科恩所说,这个年代“最紧迫的教育工作不是让少数人学更多的东西,而是让多数人受到足够的教育。”

我们不能肯定张元济在这一方面对于陆费逵的影响有多大,但可以说在教育改革的文化救国主张方面,陆费逵可以说是张元济的学生,而张元济则可以说是陆费逵的导师。陆费逵的教育主张与张元济的大众教育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尽管陆费逵投入出版的时间几与张元济相近。

对于陆费逵,张元济是很赏识的,没有张元济的点头认可,陆费逵是进不了商务编译所的,也就不能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张元济在创办杂志和提倡教育方面的极大兴趣与矢志,对《教育杂志》的创办必定有很大的帮助,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张元济在1910年环球考察时曾给高梦旦信,说到教育杂志“亟宜全力经营”,对于杂志“鄙意似可多办”。创办《教育杂志》成为陆费逵毕生事业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他以后真正成为一个教育家的必要的大台阶,陆费逵不仅把《教育杂志》办出了社会影响,同时也在自己的这个杂志上撰写发表了积极主张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是张元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大平台,这是前辈对于后生的提携。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约定作为商务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也就确定了《教育杂志》的宗旨,或者说陆费逵提出的“研究教育,改良学制”的办刊宗旨,与张元济确定的商务的出版方针是高度统一的。

应该说是张元济将陆费逵引入当时中国教育界核心圈的。1911年,学部大臣建议在京中召开一个“中央教育会”,目的是为了汇集全国优秀教育专家的意见。每省派出两名代表与会,会中促成了中国教育会,其作用是作为学部的顾问,张元济是副会长,会长是张謇。张元济选择陆费逵,陪同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的教育会。

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张元济的出版实践与出版思想也肯定对于可以作为晚辈与属下的陆费逵以影响。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古籍图书等的出版,是朝着张元济开辟的路径往前走的,在这一方面,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人毕竟有着同样的教育文化志向与追求。陆费逵与张元济都是以出版扶助教育而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

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爱国论者,同时也都是中西文化的调和论者。虽然张元济出版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勘与出版。但他-生坚守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立足于民族文化,求中西文化之融合。他说:“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国民之精神耳。”陆费逵的主张也是“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其所主持的中华书局也以“兼采中西文化,融和国粹欧化”为出版宗旨。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中国优秀文化道德传统的承继者,又都在维新和革命的变奏中转向文化教育事业,并以此来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的。张元济和陆费逵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在根本上是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赤诚与热爱。张元济在日寇侵华之际仍孜孜不倦最后完成《四库全书》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因为“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惟深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陆费逵对书局的名称以及丛书、杂志的题名,都冠之以“中华”,它的主要刊物由《大中华》而至《新中华》,其中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底蕴是十分深厚的,既有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又有对铸造共和新国民的目标的追求,更有对父母之邦的深情挚爱,对祖国振兴的热切希望。在他看来,人人都应该有国家的观念,人人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了这样紧密的关联,陆费逵仍从商务中杀出,乍看似乎是商务的叛徒,但这可能是皮相之论,我们毋宁说陆费逵是以别种方式别一途径发扬了张元济的精神,拓展了张元济的事业,即以出版与教育的结合进一步光大了张元济们的事业,既可以说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对张元济教育理想的延伸。

茅盾称,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这样的评价差不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而对于中华书局的开创者陆费逵来说,这句话也有一定程度的契合。由教育而到出版,由出版而到教育,在这一点上,两位出版的精英,是那样的契合。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志愿者。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点,陆费逵没有张元济那样的背景,那样的资历。几乎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区区只有七年多一点家庭教育的陆费逵,在这一点是无法与翰林出身的张元济相提并论的。但好汉莫言出身,时势可能造就英雄。张元济是“言商仍向儒”的一辈人,张元济是立宪派。而陆费逵作为年轻的一代,则更懂得革命的意义,是共和的参与者,这一点使他在与张元济的商务的较量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张元济从事出版后,虽然在内心里他离不开政治,内心的理想之结并未解开,但却在实际运作中力图远离现实政治,倡导“在商言商”。陆费逵对民国建立后的政治上远比张元济敏感,似乎中华出的书在政治方面比商务也要开放些,后来在与官僚资本的结合上也走得更近些,即在引入官僚资本股份方面更注意一些。

张元济是务实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陆费逵是有理想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张元济“企图把他所办的企业作为他的理想试验场”。在教育观上也有如此体现。陆费逵却试图把自己的理想具体化为在中华的实际操作中,实务永远是第一的。两个人在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侧重点上也有区别,理想主义者张元济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人格教育则为普及教育之本,“德育为万事根本”。而同样主张教育为本的陆费逵则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更为重要。

张元济不以文传,他甚至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或其他体式的文字,来系统或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脉络,人们只能从他的诗词信札以及日记中去体会和把握张元济的心灵和思维片断。而陆费逵却通过自己包括自述在内的写作,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出版与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陆费逵倒与张元济在商务的后继者王云五略为相同。

但他们的根本永远都是一致的。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陆费逵晚生张元济19年,而早逝18年,天不假年,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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