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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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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费逵与王云五

曹聚仁曾将陆费逵与王云五相提并论,称许为现代中国书业界两位杰出人才。曹据陆费逵的自述材料说,他们都是苦学自修出身,而卓然有以自立。他们是两个有着很大相似性,也有着很大的相异性的人物。

在相似性方面,从年龄上说,他们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陆费逵比王云五大两岁。也是从年龄的角度说,他们是20世纪新出版出现后的第二代出版人当中的两个代表,尽管陆费逵与第一代投入出版的时间极为接近,是第二代出版人当中投身出版最早的之一。他们更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两个典型,既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因为他们都没有正规的学历,但都靠自己的勤奋而成为中国两家最大的出版机构的掌门人,也是出版经营的杰出者的典型。

和老一辈的出版家相比较,王云五自信能干、敢做敢为、富有野心,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效率也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一点上王云五与陆费逵有着多多少少的相似,以至有人说陆费逵独断专行。他们两人都曾经历出版的最困难局面,陆费逵经历了中华1916年和1926年的两次危局,而让书局起死复生,峰回路转,王云五在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时遇阻复又遇“一二八”商务被日军炮火炸毁事件,他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激发了商务人的意志。在困难面前,两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承受挫折的毅力和对事变的控制能力与重建能力,而这正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只不过王云五的出版生涯更富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往往誉之所至谤亦随之。

这两人在出版的后期,其实是有许多协同的地方。

1935年夏间,陆费逵曾赴商务与王云五等商议组织音乐出版合作社,印刷教育部规定的小学音乐教科书,资本11万元,分作11份,商务为4,中华为3,世界、开明、大东三家多少不等。1937年6月,舒新城领胡愈之、徐伯昕等携援助邹韬奋电稿来访中华书局,拟以上海书业公会名义致苏州高等法院,陆费逵将电稿改定,并将书业公会常务委员及监察人王云五等人姓名加入。

战争爆发后,陆费逵与王云五的联系增多,为的是加强战时几家出版社的业务协调。1940年1月陆费逵赞成由王云五主政的商务印书馆将小学教科书由32开改为42开,内容一切不变,可节省32%的纸张运输成本,并决定与商务一致实行。4月赴王宴,商定小学常识课本前四册的注音符号删去,学生字典价格中华改为7角,商务改为一元等。在逝世那年1月,他还与王云五一起电上海,有关教科书可照现售价加三成,杂书亦照加。

1938年8月,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及《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王云五、陆费逵都积极表态。

从相异性方面看,当王云五在出版界与教育界还不为人知时,陆费逵在中国出版界与教育界已有相当的影响。王云五1921年33岁进入商务时,尽管胡适对其评价很高,可他在沪上甚至于更缩小一点在沪上的出版界,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尽管他也有着一些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经历。在后来两人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王云五是中国近代出版将“文化与商务”结合的路数,而陆费逵可以说是“教育与出版”结合的典型。这两个不同典型的涵义,并不是说王云五不重视教育,也不是说陆费逵不重视商务。

对于各种当政者的臧否,常常是人们最重要的谈资之一。对于王云五与陆费逵二人的评价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议论,也自然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从这些材料中也可窥探他们相异之处。

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曾对王云五和陆费逵有过一次比较。他评述王云五放弃印刷是一个失策。“商务原是从印刷业扩展至出版业的,不但历来在出版界占有优势,在印刷界也声望最大。”“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多的教科书,商务、中华更依靠印刷业的扩展。”“王云五放弃了印刷业,中华不费力夺取了他们的地盘,眼看着中华在出版业衰落时期专向印刷方面发展,把公债和纸币的印刷包揽到手,获取大量利润。”放弃印刷业,这是“一二八”商务馆厂被日军炮火炸毁后,商务不得已所作出的一种调整,自有王云五的理由,因为重建商务的印刷投入将很大,但中华书局倒是借机在印刷方面压过了商务。

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个比较。他不无自豪地说,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跟董事会搞不好,他却不同,与董事会相处得很好。确然,陆费逵较有亲和作风,王行事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偏向于严,中华偏向于和。商务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日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他每日到馆,“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一点,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陆费逵本人在谈中华员工待遇时也说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新任总编辑舒新城感受到中华工作氛围的宽和:“我常想这样的事业环境,似乎不是现在一般社会所能有,而我在中华,曾亲切地享受了十几个月。”舒曾有一段日记,记述了这种情形:“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其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习惯法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亦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王云五又是怎样评说陆费逵的呢?陆费逵去世时,同在香港的王云五有一篇《悼念陆费逵伯鸿》,对陆费逵的事业有这样的评说--

“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定清必亡而成立中华书局推行新教科书,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作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王氏所论,倒是一位知音。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最大的竞争对手往往就是最好的知音。对于知音的离去不免惆怅,所谓兔死而狐悲,正是这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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