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一代出版人陆费逵的经世思想

2012年03月22日 09: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建辉

字号:T|T
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三、陆费逵与舒新城

若论中华书局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自然应是陆费逵与舒新城(1893-1960)。陆费逵为中华书局奋斗三十年,舒也有二十多年,如果加上后陆费逵时代的服务岁月,两人在中华的时间竟差不了多少。正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演奏了中国近代出版中上中华书局的这一华彩乐章。谈中华的时候,不能不涉及这个题目。陶菊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们读者对于伯鸿、新城两先生的先后倡议,应表示深切的谢意”。此话不止是就中华书局出版品《辞海》而言,也是可以扩大开来就整个中华书局而言的。

将舒与中华密切联在一起的是《辞海》。在某种意义说,舒后来以《辞海》而称名,尽管他在主持《辞海》之前已经是一个卓有成果的教育学者。而将他引入中华的人是长他七岁的陆费逵。1928年,中华书局约请舒新城主持《辞海》编纂工作,1930年舒正式应中华之聘,任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历任董事,解放前后一度为代总经理。从这简单的履历表上,可以看出舒新城在中华的主要业绩。舒有辞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之称。

不过两人的关系早于《辞海》。陆费逵与舒新城两人是1921-1922年间相识的。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小陆费逵7岁。两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又都写过不少的关于教育学的文章,由于志同道合,彼此一见如故。鉴于舒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可能为中华书局有用之人,陆费逵曾多次邀舒进入中华主持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是中华起家的领域,得有贵人相助才能光大。但舒却无意做这样的事情。一来因为他乐于教学生活,二来他也不想陷于具体的事务。这和当年商务邀胡适进馆时胡适的心思大体相同,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胡想做学问,做时代的导师,舒则热衷于教学,做一个教育家。但在20年代中期,这位教育家却遇到了一点麻烦,教学似乎进行不下去了,这时陆费逵再邀其入局,但舒还未死心,他想私人办学,或编纂词典之类的事。陆费逵建议他编百科辞典。此后的几年,一个是拉舒的“贼心”不死,一个是犹作困兽之斗,这就是《中华百科辞典》的编辑,陆费逵放了长线应允做这部辞典的东家。舒领着一班人进行此项编纂,历时数年,1930年出版,这是后话。但这便成了他几年间不愿受邀入中华书局的一个藉口。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佳话,那么陆费逵请舒新城也堪称是近代出版史上的“三顾茅庐”,也许还有过之,因为陆费逵请舒入局,老调重弹十几次,费尽心思才将这尊真神请入中华书局。

机遇终于来了。

早在1915年,陆费逵就着手《辞海》这部大辞书的编撰。但十年下来,总是时作时辍,因为编辑人总在易手。1925年舒新城往访陆费逵,陆费逵再次邀舒入局任职,但舒将自己办学的理想与计划详告以后,陆费逵未便相强。陆费逵将自己本人在出版界二十年经验告之,希望舒首先编辑《百科辞典》,表示愿以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供其借阅,同时愿尽力代为出版,并允于必要时可购稿及预支版税。后来,陆费逵也在经济方面给予舒实际的帮助。1928年春上,陆费逵与舒订立合同,请舒主编《辞海》。陆费逵总是不失时机地表达请其入局的想法。1929年初春,舒大约也想改变一下教学生活状态,在陆费逵的多次坚请下同意来做编辑的工作。反正也是已经开始了编辑辞典的工作,一个是百科,一个是辞海,已经轻车熟路了。但他坚持先在南京做馆外主持,由舒在南京组成一个专班继续《辞海》的编纂,后迁杭州。成为历史关注点的是,舒接手后改变了既往的编辑方针。这成为辞海编纂的一个转折点,或者也可以说是《辞海》编纂的走上正规,正式进入编写。舒新城也就一只脚跨入了出版之门和书局之门。

1929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可能是陆费逵将要给舒更大的重任了,两人往来商议将编辑部迁回上海,并入编辑所。陆费逵肯定是比以往更坚定,因为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空缺得太久了,自前任所长戴克敦1925年去世,陆费逵本人兼任着这个职务,对于经营大受影响,他太需要有一个人把编辑所的事务接过去。而舒论资历论水平论声望,早已是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1月10日,陆费逵终于代表中华书局与舒签订了后者就任中华编辑所长的契约。1930年初舒改任编辑所长,《辞海》编辑工作也就融入新成立的辞典编辑部,舒兼任部长,一年后由于所长之职太重,部长一职转由他人担任。编辑所长这个职务约相当于总编辑,对于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来说,这个编辑所长可不是好当的。舒从此一心投入出版,中华书局和出版事业成为他谋生的职业场,成为他安心的精神家园。《辞海》成了他毕生的事业。舒后来在《我与教育》一文中说这次转折是因为友谊而放弃理想,是“理想的幻灭”。中华书局却因为了舒的放弃理想才使《辞海》编纂得以为继,才有了后来的《辞海》。为了友谊之说,正是舒新城与陆费逵关系的写照。

陆费逵也确实算是舒新城的知己。除了将舒引入中华,还自始至终地信任他,倚为股肱。就薪水面言,陆任总经理的月薪金220元,舒任编辑所长为300元(此数目与商务编译所长相当)。在大部分时间里两人的合作是成功的,是现代民营企业合作的典范。

1929年深秋陆费逵赴日本考察,同行者有刚入书局不久的舒新城。中华两位主要人物同时赴日考察,对于公司日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34年,作为图书馆长的舒新城还应陆费逵的要求,以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各种期刊、杂志及教育学方面书籍作价让给书局,充实馆藏,而其中教科书最为齐全,是中华业务员最重要的资料。

1936年初夏间,陆费逵因接舒电话不慎摔伤,因为伤痛不便理事,决定有关公司之事由舒与路锡三商决。

1936年,舒日记:“下午想到鲁迅死后,其遗妪生活全恃版税,而各书店之版税又常常拖欠,于彼等之生活善意的相助,拟为之出全集。电询伯鸿,得其同意,乃托哲生于明日访周建人(鲁迅之弟),以私人资格接洽之。”

1936年10月8日,陆费逵致函舒新城,谓出之书,过于专门,以后非普通书不出,且谓年来交下书目均无下文,颇为不快。舒给陆费逵电话,告以不能进行之原因,此后当尽力照办。

1937年战争爆发,11月间陆费逵不得不去香港照料一切,包括新购大机器扩新建房屋,在上海的事宜,行政方面交由舒负责。并由总务部通告各地分局:伯鸿即去港,上海由新城代拆代行,向由伯鸿核办之事,由舒代决,特殊事项过去须函请伯鸿处理者,亦寄沪由舒代拆代行。

似乎要探讨一下这两人合作愉快的原因。

经营之共识。陆费逵在几十年的出版经营中,对于商务与文化,教育与出版是有一套很成熟的理念的。在商务(营业)中坚守文化,在文化中维持商务(营业)。舒新城也颇能体会陆费逵的这一经营方针。1931年向达向舒新城推荐冯承钧著《西域地名》,未被接受,向达又去函问:“冯君地名表实属经意之作,读中外史籍有此书置之座右,可以豁然贯通,谓为与陈垣之《中西中西回史日历》有异曲同工之妙亦不为过,沧海遗珠,不免可惜耳。”舒在这段话旁边划了竖杠,并批道:“请再审核。”此书最后未能出版,但也足见舒的负责。出版者考虑问题与纯粹学者作家当有不同,后者考虑的是学术文化,故那时著作界与写作界在报刊上对于出版者的诸如“出版者放弃责任,只利是图”之类的批评是很多的,但出版者往往要在赚钱或者说能够保证商业经营上的稳定性的前提下来考虑文化与学术,是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的平衡。在这一点上,舒新城与陆费逵认识是一致的。1932年舒新城应《图书评论》的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具体阐明了中华编辑图书的一般原则:“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对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重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中,维持营业。”这是他与陆费逵的共识,这种共识也是他们共同经营中华书局的理念的基石。

相互之尊重。绝大多情况下,舒新城与陆费逵两人是合作愉快的。舒新城本人对于陆费逵也很尊重。有人主张“须将营业结至与商务略相等。此除一般的面子外,似尚有自表功绩之潜意识。照此情形,其作人之态度与伯鸿及我立于反对地位。果照之办理,则乱哄一阵,对外对内(股东与同人)确立将无办法”。这里表明舒将自己与陆费逵引为同调。1936年中,舒与陆费逵“谈及近来个人修养,我谓从客观讲,我修身服务中华书局,于公司、于个人、于社会均非福,若能于此五年完毕后即从事著作,于各方面之益处均大。彼谓我近来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实是进步。此两语我平日未留意,可作自励也。”从舒新城1936年的日记来看,编辑出版方面主要事情,几无一不与陆费逵商,并对陆费逵的主张与举措表示赞同,不赞同者也有商有量,“当于伯鸿商究一妥当之办法也”。舒对于陆费逵的处事历练是很钦佩的,“其经验高我一筹。当即照办”,“其见解实高人一筹”之类的话所在良多。赞同陆费逵的处理办法,“此事他所见甚是”,“关于大学丛书彼主张不大作,甚是”。“初不注意,今则感此为必要”,当然也有意见不一的情形。“乃便将昨日夜我对于酌清之种种想法告之,彼谓初无成见,不过临时想到顺便谈及耳。既有困难,取消可也。”而舒能直言,陆费逵也能接受。陆费逵对舒也是支持有加,能交给舒自定的事就交由舒定,如中华在1936年间的招考职员,舒多次提出最好的办法是由陆费逵主持并裁定,但陆费逵“谓之不必送去,即可发表”决定。相互尊重还体现在坦诚上面。1939年舒新城又一届任期将满时,陆费逵再次留舒担任编辑所长,多次表达得很强硬,完全没有相商的余地:我未返沪前,你不能辞职他去,须迟三年后方可考虑。舒函陆费逵同意再续约三年:“现在决定暂遂公命再续约三年,即请以公司代表之资格来函声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之契约展长三年,即自廿九年一月一日起至卅一年十二月卅一日止。弟于得函后当复一函,以完法律手续。”“弟之不欲续约……最简单说,只是‘自觉’两字耳。所谓自觉,第一个觉个性不相宜于行政事务,第二觉习惯不相宜,第三觉生活不相宜。”舒新城接下来又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蒙公订交已廿年,再过三年,第已行年五十。五十以前之时日当尽力献身公司,以答公之厚遇。五十以后,当谋心之所安也。”1941年4月陆费逵对舒说,在中华没有适当继任人,不能轻去,亦不许去。

风格之互补。舒办事谨慎稳重,跟陆费逵果断决行的作风形成互补,两人的配合相得益彰,为中华书局三十年代的鼎盛,两人费尽心血。有了舒新城的辅佐,中华书局才有了三十年代的蒸蒸日上。表现在资本总额的扩充,几部大书的出全出齐,均有赖于舒的擘画与经营。作为编辑所长,大至出版方针,小至选题策划,作者的人选,乃至于同业竞争的策略应付,工潮的平息解决等都视为份内之事,与陆费逵共同应付。他日记里都记载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有一则比较能说明两人互补性很强的事例,1929年深秋,陆费逵当面请舒摄一本西湖风景集,在“美与真的方面,二人意见不一,结果,舒按照陆费逵的意见摄一册《真的西湖》,再按照自己的意见摄一册《美的西湖》。而最后,陆将此两册合为《西湖百景》。在文章上陆舒二人互相引为同调,也能和而不同,说明两人善于互补。舒也能看到陆费逵的一些弱点。陆费逵事必躬亲,有利也有弊,有时不免被动。1935年初,陆费逵在厂对人说”春季教科书我局与商务同时进行,彼已全部印出,于1日登报,我至今犹未应市,应速赶上。“舒就说:“可见他事先并无计划也。一切事均赖伯鸿一人,而彼又无秘书,遂常常顾此失彼。”也有人因之责指陆费逵有家长作风,独断独行。

学术之切磋。能够将两人维系在一起的,除了出版业务之外,还有事业之关心,学术之切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舒也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以他人的名字顶替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人们说他是教育家,除了他有过教学的十年经历外,主要是就他在教育理论方面的造诣深厚而言的。舒在进入中华前,就在多所高校任教达10年之久,对中国教育问题多所思考,在改进教育制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对于教育的关注是舒毕生的事业,教育方面的著作有数十种,代表著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近代教育史料》(四册)。而教育也是陆费逵最关注的事情。1925年与舒论教科书史的信函,在各种出版史料集中为人们广泛引用。1931`年为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作序,是陆费逵论述教育最长的文字。1932年陆费逵撰时事漫谈三篇,舒定在中华书局所办《新中华》上开此专栏,并定由陆费逵每期撰文一篇。陆费逵1941年1月在致同人的信中专论喜欢舒新城《我与教育》一书的文字问题,且谓:“《教师生活》章牵及人事问题不必印行。”以下的一例也能说明,两人在学术的关联,1930年陆费逵发明《四笔计数检字法》,经舒新城修改刊广告时注明“陆费逵发明,舒新城主编”。

陆费逵病故时推荐的总经理不是舒,而是董事李叔明。分析其原因,一个考虑大约是李在金融界商界有相当背景。战后李便兼任中国农民银行行长。二个考虑,舒更适合作总编辑。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它经营的好坏,总编辑也是很重要的。编辑方针往往是由总编辑来制订的。三个考虑,是舒新城总以中华责任重大,向有退让的素习,舒进入中华已是陆费逵费尽周折才如愿,在后来舒新城也总是有不定因素,在每次聘期届满,总是要提出退出的问题。1935年,舒新城编辑所长五年之聘期满后,陆费逵坚决要求舒续签,1937攫,中华书局的业务由于因“八一三”事变而大受影响,在组织机构上作大的调整,陆提出让舒出任出版经理,舒表示不大愿意干,陆费逵又考虑在总经理之下设秘书稽核两处,由舒任秘书长,陆费逵又主张请舒任协理或经理兼总办事处长,舒均以责任重大未敢应充。大概舒对于经营方面总感责任重大,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终有所短。陆费逵对于舒个人还是很器重,在遗嘱上写明:万一本人不幸,将公司职务与个人股权委托舒执行,助理令其子女听从舒之命令。

陆费逵下世五周年时,舒新城撰写过一篇《陆费逵伯鸿先生生平略述》,称陆费逵“先生立身勤俭、处事爽直、待人和易、执业进取之美德与其对于文化教育之及国事之贡献,固彰彰在人耳目,足资矜式”。

在商务的发展史上,似乎还没有两位主要的负责人有过这样的经历。高梦旦之与张元济也是肝胆相照莫逆于心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他们在行政职务上不是同一层级的,所负责任自不相同,他们也很少有学术研究上的切磋,整个商务高层似乎也很少学术间的交流。中华则不同,陆费逵与舒氏达到了相悦以解,知性的乐趣,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之间的学术情谊,“切嗟以究其实,琢磨而致之精”,加上舒新城大抵算得上是个谦冲自牧的人物,陆费逵虽然果断独行,两人间却能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对于陆费逵来说,舒新城是不可或缺的。舒新城曾说自己是一个不会适应环境的人,是一个直爽倔强的人,但中华书局的各方面都容忍我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华书局来说,陆费逵与舒新城的组合也是不可缺少的。陆费逵与舒新城在中华书局的结缘,在于两人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志趣相投,以出版为教育服务是他们共同的出版理念。舒新城有云:“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与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亦即“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方针”。而他们两人的“将相和”式的黄金组合,如舒新城本人说:“无论怎样,我与中华书局友谊,将与我和陆费逵伯鸿先生的友谊一样要永久保持着,我们将成为永久的朋友”。这种黄金组合,对于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则建树了一种标高,并启示于后世。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