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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湖南的村庄

2012年02月09日 14:57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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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他乡

□郑小琼

这两年,因为写作《女工记》,我会经常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跟随我的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们的老家,杨红与周红是我去湖南碰到的两个女孩子。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有关于乡村少女到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故事,名字是《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时间2002年。而我的工友也是湖南的,她曾说起她们村里的故事,如同文章中写的那样,她们的村庄曾是一个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这两个女孩大约是1997年或者1998年到广东从事色情行业的,杨红是被“鸡头”们拐去的,周红是主动跟同乡出去的。工友告诉我,在她们村庄或者附近的村庄,有很多人在那几年去沿海一带从事这项古老的职业。

她们为什么失学而选择去沿海地区从事色情行业?我朋友说起那两年他们村庄的故事———朋友的村庄在湖南北部,洞庭湖滨,一个水乡,平原地区,种植着棉花、稻谷,在那几年里,那里农村有着沉重负担,农业税收、各类摊派等等合在一起,让农民种地越种越亏损。如果碰上收成不好,亏损得越多,而那些摊派与税收并不会减少。在朋友的记忆中,每年秋收之后,乡村干部便会组织一队一队的人员下村来收税收和摊派款,十几个人围着一户农家,有乡村抽调的干部,也有临时请来的党员之类的人,他们拿着农民所欠的账目,打开农民谷仓将稻子装走,掀开猪圈,将农民家只有七八十斤重的还没有长大的猪牵走,有的年初刚结婚的嫁妆,比如床、柜子、电视机等都被他们搬上拖拉机上拖走,去抵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收与摊派。如果偶然碰上一两个农妇有反抗,便让派出所的人带走农妇,偶尔会有老人站出来说要给人家留一点口粮,也会挨骂。在那些年,何止只是他们那里的农村,在我的故乡四川乡下何尝不是一样?我生活的村庄里,因为政府征收农业税与摊派款导致村子出了一桩杀人案,一个农民杀死了收税费的村干部之后,然后自杀了,这是我们村庄几十年来第一桩凶杀案。湖北的李昌平曾写过一封至今有影响的《致信给朱镕基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那些年,比如学生上学,必须让学生多交一百或者两百块学费才能发课本,这其中一百块两百块钱可以抵父母种田所欠的摊派款……诸如此类荒谬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演着。也是在那两年里,有无数个乡村的周红、杨红们走出村庄,她们沦落为色情业的工作者。现在,在那个村庄,有很多女性曾从事过这个行业,现在她们结婚了,有的离婚了。很多女性像周红一样,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身体受到损害,无法生育。在那个村庄里,我遇到五六个这样的人,而实际上,人数肯定会更多一些。

她们为什么要出去从事这个行业,我问过其中的人,她们没有说,如果说在村庄第一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还有耻辱之感,那么这些无数个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里,几年之后,连道德价值观念都发生着改变,人们对从事这些行业习以为常了,当我问到这些十年前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我努力想从根源去探寻这些事情,她们更多的选择了遗忘,我也不愿残忍地去再揭开她们内心的伤疤。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从乡村走出去的杨红、周红们,她们的生活如何?我想关注这些从事古老职业的女孩回到乡村的事情。在这个小村庄里,我遇到很多杨红们、周红们,数年后,她们从城市回到乡村之后,有许多类同周红一样的女孩子,以前年轻,没有读多少书,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她们没有了正常生育能力。她们似乎分成两个群体,一般来说,如果结婚后,生育了小孩,她们的生活便可以走上正常轨道,返回到一个母亲,一个媳妇,一个妻子的正常角色,生活倾向于稳定。如果结婚没有生育,有的结婚几年后,便离婚了,在中国的乡村,生育后代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个维护家庭稳固的砝码,那些没法生育的女孩们,她们结婚后,没有几年便离婚了,然后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有些离婚再结婚,后来又离婚,我曾问过她们如何办,她们总是幽幽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今年过年,当我再次去这个村庄时,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有一个女孩在亲戚的介绍下,去长沙一所医院做了人工受孕,后来生育了一个小孩,后来有数个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结婚后选择去医院人工受孕,这让很多人看到希望。唉!但愿她们能够成功。

从事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些在乡村看来是成功者,其中一个好像嫁到了广东一个富裕家庭里,生活不错,经常给钱给家里。另外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小官僚的二奶,为小官僚生育了一个儿子,那个小官僚帮这个女性家里亲戚找到工作,工资很高,成为乡人艳羡的对象。

在这之前,我无数次想用道德等来评价这一切,但是在真实面前,我常常觉得无言以对。

郑小琼

标签:村庄 鸡头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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