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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谈中西语境下的平等观

2012年12月09日 05:50
来源:东方早报

封面 周濂像:李媛 绘

封面 周濂像:李媛 绘

“平等”虽只简单两字,却是最能搅动人心的概念之一。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从马克思到罗尔斯一系列思想巨人,以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民众切实关心的日常话题。而平等与自由、平等与市场,乃至平等概念之下,机会平等、权利平等与分配平等、结果平等之间的分歧与紧张,不同思想流派都有自出机杼的解读,当然,论战更是没完没了。在这篇访谈中,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周濂先生对此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点,关心平等议题的读者,不妨参看。

要谈平等,我们知道,是绕不开罗尔斯的。

周濂:在罗尔斯之前,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人身平等的原则,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基督教的背景下,这里的人身平等特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每个人都有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应该简单地当作其他人的目的。就此而言,所谓的人身平等其实可以与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平等”画上等号,亦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当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之后,法律上人身平等基本得到实现,机会平等的观念随之兴起,在自由至上主义的语境下,机会平等核心含义就是“前程向天赋开放”,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出身、种族、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者其他特征都不该构成对其前程的障碍,惟有天赋可以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然而,“前程向天赋开放”所确保的机会平等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偶然因素对个体生活前景的影响,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爱因斯坦出生在中国西南某山区的农村家庭,从小没有机会接受基本的教育,那么即使他天纵奇才,也没有可能真正发展其天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取代自由至上主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

除了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还提出差异原则试图限制结果上的不平等。差异原则的一个核心想法是,每个人的自然天赋必须要成为共同资产,由自然天赋的不平等所造就的收入不平等,只有当它有利于受益最少的人之时,才是正当的。

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被许多人简单地总结为试图寻求一种结果平等,是对自由特别是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伤害,有些论者甚至认为罗尔斯的理论要比马克思主义更加激进。

周濂: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罗尔斯很明确地为他的正义两原则设定了一个字典式排序的规则,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了“最大的平等自由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谈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只有在实现了“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谈论“差异原则”。

其次,罗尔斯虽然认为自然天赋是共同资产,但是究其根本他并不反对存在“自我所有权”,他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一样,都认为自然天赋的所有权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自然天赋的分配无所谓正义和不正义,奥尼尔体壮如牛,爱因斯坦天资过人,这些都只是自然事实,关乎正义和不正义的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最后,罗尔斯从来没有主张过取消私有制,更没有提倡过公有制,他在正义第一原则中非常明确地把私人财产权列为基本的自由权,就此而言,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比马克思更激进。当然,罗尔斯的确把无限累积的权利、生产工具的绝对拥有权以及经济资源不受制约的使用和转让都从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权利中挪了出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反对私有财产权不受约束的无限累积权。因为在罗尔斯看来,即使在早期财产的分配时确保了正义的分配,但是经过长时期的累积,其结果也非常可能会破坏自由和公平的协议所需要的背景条件。比方说,张三和李四的太祖父是表兄弟,他们最初继承了完全平等的初始资源,但经过世代的资本累积过后,张三已经成为亿万家产的继承人,而李四则家境凋落成为一个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交易完全出于自愿和公平,但是这依然会让李四处于极端不利的弱势地位。如果我们不把经济制度理解成纯粹的竞争体系而是一种公平的社会合作,并且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每个人能够过上合理的和有价值的人生,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调整社会基本结构来为李四提供实现其合理人生计划所必需的社会基本益品。

这样说来,虽然最广为人知的是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但他其实首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罗尔斯之后西方思想界的平等观有何发展和变化?

周濂:简而言之,罗尔斯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即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结果不平等。特别要注意的是,罗尔斯“限制”结果的不平等,而不是彻底取消结果不平等,更不是要制造平均主义意义上的结果平等。

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曾经赞美美国人对平等价值的追求,他认为平等的激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这些人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托克维尔没有给出逻辑上另外两个选项:“奴隶制下的不平等”以及“自由下的平等”。如果说某些专制国家的人民拥有的是“奴隶制下的平等”,那么自由至上主义者要求的就是“自由下的不平等”,而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恰恰要保障“自由下的平等”,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基本自由对每一个人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基本自由。就此而言,罗尔斯的工作恰恰是为了调和自由与平等,而不是用平等去取代或者压制自由。

在罗尔斯之后,平等主义的发展方向基本上从公平的机会平等进一步向福利平等、资源平等以及可行能力的平等延伸,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罗纳德·德沃金、威尔·金里卡、理查德·阿尼森以及因《正义的理念》再次引起国人重视的阿马蒂亚·森等人。尽管他们与罗尔斯的观点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总体而言都共享了罗尔斯对平等价值的重视,区别只在于对“什么样的平等”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罗尔斯基础之上的拓展和延伸,并无根本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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