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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

2012年12月27日 10:55
来源:新快报 作者:江泓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当这个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别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 “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那是2003年的春天,她93岁。一个月以后,她阖然长逝,在她闭眼的那一 瞬间,她还是不记得那个人吗?那个给她写下那么多美丽文字、与她携手共度55年的男人!

黑牡丹与青蛙13号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八岁。沈从文大概从1928年开始对兆和的追求,兆和18岁,大学二年 级,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一心向学的兆和却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留存起来,不予理睬。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沈从文递给他的一封信,打头第一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少女有点懵,但还是不动声色编号为“青蛙13号”留存起来。

此后,他写下许多完全没有自尊的呓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甚至软硬兼施,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总会 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令家世清白的兆和不堪重负,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

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后来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照样殷勤地空中飞鸿。1932年暑假,饱尝思念之苦的沈从文来到苏州,看望他心目中的“女神”。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地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很寒碜,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婚姻中的情感与婚外情

沈从文娶到张兆和自然是心满意足,对兆和的追求和爱恋,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

至于张兆和,最初明显不爱沈从文,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但她到底嫁了这个令她日久生情的男人。这位张家三小姐,本身就如同她爱穿的蓝布袍子,不是一个特别灵动的女子,也不喜欢奢靡浮华,一旦嫁作人妇,就更加务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和几个同仁一起辗转去了昆明。张兆和没有随行,在分离中,沈从文的来信很密,兆和则稀疏得多,多半是担心丈夫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见别人崇拜的文豪,在她心目中实在稀松平常。

兆和找出各种理由,回避跟丈夫的团聚。沈从文忍不住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说爱我写信”。1938年底,她才带着两个儿子——龙 龙和虎虎,赶到了昆明。就算这样她还是制造了空间感,把家安到呈贡,而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每逢周末要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 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沈从文无疑深爱着张兆和,但是他感到沉重,有压力,虽然兆和总是温言软语,但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兆和越是沉默温柔,他越是感觉到压力的存在,他需要放松,舒展,需要别人的崇拜。

于是,沈从文的生命中有了绯闻,而绯闻的对象则是文学青年高青子。

高青子是沈从文老乡,国民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沈有事去拜访熊希龄,主人不在家,高青子接待了他,彼此留下很好印象。一个 月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在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面女主人公的装束,而这一做法也是 效仿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灯》里的情节。这样的慧心,自然很能触动多感的沈从文。

此后的发展通过高青子小说《紫》可循踪迹,这篇小说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写一个男人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主人公有了未婚妻以后,又爱上一个叫璇若的女子。

有不少人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考证,小说中主人公辗转的城市上海、青岛、北京等等恰和沈从文的经历相符。

种种迹象都表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暧昧,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觉得自己有能量也有能力去爱不止 一个姑娘,他坦然地告诉妻子自己“横溢的情感”。可以想见张兆和的意外、震惊和不解,当时他们的儿子龙龙刚刚出生,兆和受到很大打击,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 家。

高青子却在沈从文介绍下,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他们的交往也更加密切。然而,婚外情总是脆弱的,情感总会退潮,理性重新回归。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冷静,冷漠,或者是冷酷?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从昆明迁回了北京。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严厉批评他的文章,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 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抑郁成疾,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朋友们让他在清华园疗养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 他,甚至可能没有去探望过他,依旧只是书信往来。

有一次在兆和的信上,他逐段加批语寄还回去,情绪极其灰暗,其中一段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 肯明白我并不疯”,他还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张兆 和依然只是回信,并没有动身去探望,尽管清华园并不遥远。

在沈从文忧郁症治愈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在北京的两处房子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想象在 北京奇冷无比的冬天里,沈从文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做学术研究的情形,让人不得不说这个女子实在冷静到了有些冷漠,甚至冷酷的地步。

她其实从小就有着冷酷的一面吧?金安平在《合肥四姊妹》一书里,说她年幼时,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将一个布娃娃 撕成碎布。最夸张的是,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剪 掉了娃娃的头。她安静而沉默,但是和大姐神秘的沉默、四妹散淡的沉默不同,她的沉默多少含着一些对抗和较劲的意味。

沈从文在家里是孤独 无助的,他试图去找当时正春风得意的丁玲去沟通,希望得到她的开导。他们曾经那么密切,他也给予过她那么多帮助。可是他再次失望了,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跟 父亲一起前往。他说永远忘不了“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

孤立无援、苦闷无比的沈从文彻底崩溃了,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动脉、颈上血管,还喝下煤油,可见去意已绝。他的家人并没有发现,还是做客沈家的一个堂弟,发现了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我总觉得张兆和并不是沈从文真正的知音,在他声名大作时,她经常忍不住改他的语法,一度使得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因为经她一改就不再是沈的风格。而当沈从文辍笔时,她又误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不管怎样,沈从文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张兆和。不论她是否理解,是否同情。他称她为自己的“乌金墨玉之宝”,她仍然是他生活的支柱,他仍然对她饱含深情。

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过这么一幕: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 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 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也看到过令人心酸的报道,沈从文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女记者听说他在“文革”中,被命令打扫女厕所,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 委屈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那只胳膊,嚎啕大哭起来。目击者称“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 眼泪满脸地大哭”。也许,在家里,张兆和没有给他一只可以这么哭的胳膊,他才会借用陌生女子的臂膀?

当外界环境改变,他们的境遇变好,人也已经老去,岁月过滤下来的是相依为伴。作家龙冬曾经提到他和两位老人交谈时的情景,沈从文“用力将一条腿 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还有散步时,“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 着”,“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就在这种“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结合中,信纸上的爱情走进现实生 活。

但是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 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 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历经沧桑后的理解和懂得,对于张兆和,又是幸福还是不幸呢?而她内心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苦楚,沈从文是不是一定理解和懂得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幻想空间,相互陪伴,一起走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责任编辑:马俊茂] 标签:张兆和 1933年 沈从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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