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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

2012年12月27日 15:28
来源:人民网 作者:海澜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他怀着无限的爱心去建构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的士兵、水手、军官等男性形象,以此寄托他的人性理想。但真正光彩照人的,还是他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少妇、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一、率性、纯净、土气的湘西少女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别样风景

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创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但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的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他那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而读者细细品味,又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渡工的孙女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象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们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她们不象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了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船总顺顺的儿子,在老大老二中选择老二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为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黄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人以及许多作品中都写到的青年“男女之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其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湘西女性用她们执着的任性诠释着她们独特的生活风情

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他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来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来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来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在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惟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翠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来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

[责任编辑:马俊茂] 标签:沈从文的小说 女性形象 沈从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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