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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不会消失,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

2013年05月29日 00:02
来源:东方早报

贾平凹的新著《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

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

《带灯》  贾平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一版  362页,38.00元

《带灯》  贾平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一版  362页,38.00元

贾平凹的新著《带灯》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反映的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带灯》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是多么繁杂: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的确,自从农业税免除之后,中国乡镇一级的工作重点就转移了,由原来的催粮催款刮宫流产,转移到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可以说,在乡镇,维稳是仅次于招商引资的第二大事情,这既关乎乡镇工作能否得先进,也关乎乡镇领导的升迁。所以,乡镇干部特别重视维稳工作,按照贺雪峰的话说,这就是乡镇工作“不出事”的逻辑。

小说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更有与小说女主角“带灯”建立良好关系的“老伙计”(十三个病弱的妇女,带灯经常帮助他们)。故事的高潮,是“樱镇”引进了一个大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从书记到平民等各色人物,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 带灯作为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执著而纯然的心,默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尽心尽力而不求回报。可以说,贾平凹描写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处境比较孤单、无助,乡村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因而,作者对陕西南部农村的描写带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总之,《带灯》一书主要是围绕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乡村观念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是研究农村社会的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

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了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了“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深度介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是完成各种税费和提留任务的前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费,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乡镇因此退出农村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事务。乡镇关心的不再是农业发展,而是如何将资源储存起来,用于发展经济和提升业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乡镇退出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在乡镇退出后并未有内生力量的增长,而是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力量入侵乡村,农民往往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占据优势地位,比如,农民上访往往是令乡村干部极为头痛的事情,无论农民有理无理,只要他们上访,乡村干部都奈何不得。而一旦农民上访到县及以上部门,乡村干部就可能因为农民上访而受处分。因此,在当前乡村与农民的关系中,乡村往往表现得既软又硬。一个方面来看,乡村是很硬的,因为乡村掌握着资源及其分配的权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最终做成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来看,乡村又相当软弱,因为乡村无法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困境,比如,无法应对无理上访、精神病人上访,无法应对钉子户等。当农民上访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时,农民就可能频频借用上访的手段向地方政府施压。由于上访代价较小,农民就可能借上访来谋取利益,形成上访专业户,上访受到激励,农村社会的任何矛盾与纠纷都可能借助上访逼迫政府解决。由此造成上访数量剧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难以应对。这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新困境。

套用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乡镇、村两级政权直接面对民众,是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以六个字概括:位卑、权轻、责重。用乡镇干部的话来说,“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

乡镇干部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但是工作上没有抓手。上级政府要求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管理机制和人员配套都不足。许多问题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片包干制管理),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农民的柔性素质和政府的刚性责任构成了一对矛盾:强管,农民不答应;弱管,上级必然不同意。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乡镇,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大量集聚,人多则事必杂,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就多。基层政府不仅承担着发展的压力,更要处理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小马拉大车”,总感觉力不从心,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力;但上级政府却担心基层政府有权之后难以驾驭。上级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而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现实而残酷的,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多面的,不仅涉及前面谈到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涉及乡村观念的转变。曹锦清教授将人们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从“单位”建制到个人主体的转变,也有学者描述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他们的观点存在着相似之处:个人时代的来临,或者说是人们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对传统农村的无限瓦解和破坏。其中,道德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

所谓道德问题,其实是个体为自由而付出的安全的代价:就业的安全、婚姻的安全,以及货币的安全。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有单位体制,农村原来就是合作社,城市有各个单位。在计划条件下,身处单位体制的人是安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权。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不能选择到城里生活。如果说人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安全而自由有限的体制下的话,那么,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个体便获得了无限的选择自由,然而,个体的选择自由却带来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结合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是市场共有的,也是每个人渴望的自由所固有的。我们一方面要每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自由的人群里有一些关系是稳定的,比如友谊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所以,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寻求自由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安全的风险。农村是村落世界,是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会受到习俗、道德、舆论的制约。熟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静态的社会、低流动的社会。所谓的村落社会,在前三十年叫“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就是静态社会,它是由道德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发展,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村人口从熟人社会流向大都市。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流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个人不再受内在道德的制约,而是依靠外在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的那些东西被遗弃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便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境地:每个人都明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如同农民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与人之间赤裸地看待。”这样的乡土社会,贾平凹比喻为“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传统社会的习俗、规则被破坏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往往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所以,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期,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小说中带灯担任主任的、由乡镇设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正是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缓冲带,起着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作用。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入侵,也带来了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看,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从人生意义看,农民不再守着他们那一套传统伦理,其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的逻辑。如今,农民不再为了维护传统(如家庭的延续)而行动;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选择性地使用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从伦理意义到现实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与原来所归属的群体(家庭、村落等)之间的联系愈加松散,农民所归属的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减弱,农民更加关注自我权利与情感的表达,更加重视和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是一种新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诠释。农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方面讲,这是市场经济侵入比较彻底的后果;从文化方面讲,这既是现代性观念渗透农村造成的影响,也是农民为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等观念做出的反映。不可否认,结构和文化是影响生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不仅要有诸如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同时,也要挖掘微观社会的基础,尤其是从农村文化、农村性质出发,来理解农民生活的逻辑,进而归纳出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制。贺雪峰教授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文中,带给了我们启示性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各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这提醒我们,在“三农”问题中,乡村治理问题(困境)与乡土观念转变(尤其是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虽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市场经济的入侵,并没有完全瓦解农村传统,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并不意味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村落,宗族、祠堂、礼仪等习俗依然存在,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家庭作坊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眼下,我们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复杂的环境之中,农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社会性质,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后工业社会性质。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背景,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讲到:“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乡村是不会终结的。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与1960-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许多年后,当初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又开始逐渐向农村回迁,农村依然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农村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存在着。■

标签:农村 方式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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