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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

2013年06月10日 00:01
来源:东方早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七律·有所思》)作者说因喜欢最后一句的语意而用作书名,此亦不妨“有所思”焉。

6月之初,深圳的天气异常酷热。在何香凝美术馆召开的“时代·介入·转型:两岸四地的艺术实践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讨论的议题从两岸四地的策展战略到交流机制、从香港的“二次殖民”与艺术游击“走鬼”到台湾“二二八纪念美术”中的悲情鲜花、从当代艺术的介入与在社会抗争中的有效性到历史暴力记忆与转型正义等等,空气因思想碰撞而升温是很自然的。在对台湾当代艺术的讨论中,历史记忆与社会抗争的议题时会浮现,尤其是当代艺术家陈界仁的系列影像作品,在几位与会者的论文中都不同程度地被作为讨论的个案。

关于历史的再现与介入现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批判了辉格式的历史论述,即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撰写历史,以今日的观点来选择材料和编写历史,并且把历史人物分为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使历史成为赞美现实、塑造权力合法性的工具。在我们的思想经历中,这种批判观大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就成为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毒剂。然而,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巴特菲尔德自己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也未能摆脱辉格式的写法,如他的《英国人及其历史》(1944年)和《近代科学的起源》(1949年)。这说明在观念上的正确与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往往不容易统一起来。

从历史的复杂性与辉格式书写的简单化角度来看,巴特菲尔德的批判性观念与当代艺术的历史反思主题可能有更密切的联系。他认为,“复杂纠葛在辉格派版本中被大大简单化,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历史故事被改写了,那些最重要的评价也被修正。换句话说,我们会发现一个被简略的历史,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故事。”(第18页)在当代艺术的历史叙事中既有简单化的标签式作品,也有似乎是凭着直觉而力图还原历史情境的可贵尝试。巴特菲尔德强调的是对具体历史细节、偶然性和情境网络的重视:“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具体,他只在一个由事实、人物和种种偶然组成的世界中才会如鱼得水。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织成的网络。组成他故事素材的,正是种种偶然、种种联系以及各种事件奇妙的并存。他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于重新捕捉一个瞬间,抓住个别和特殊,确定一个偶然变故……历史学家在本质上是观察者,他在观察活动的场景。”(第40页)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界仁的历史题材作品(合成影像)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历史研究技艺的一种艺术演绎。

陈界仁成长于台北市郊的眷村,家附近就有军事法庭。士兵、军事法庭、死尸、孤儿寡母、疯子、白痴,这些都是陈界仁最重要的个体视觉经验。这些经验内化为他的成长记忆,成为日后艺术创作的强烈的内在冲动。而在这种由个体经验激发的艺术图景背后,始终悬浮着 “历史-遗忘”、“暴力-观看”和“规训-抗争”这三大核心主题。准确地说,从父辈身上折射出的恐惧和失语导致了对社会政治的转型正义的切肤之感,也造成了下一代对偷窥历史禁忌、解构主流历史神话的强烈欲望。

在陈界仁合成的历史图像照片中,一再复制和插入自己,甚至有时是以连体人的方式出现,从而使历史暴力的残酷、荒诞与自我分裂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还应该研究的是,使自己“在场”的意图是把“历史”铭刻在今天的现实之中,这是一种历史的活化。除了对历史被隐匿和失语状况的揭露之外,陈界仁的历史意识的真正指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介入。在回答关于《军法局》的历史意识问题的时候,他说:“《军法局》和我过去大部分的作品一样,常常被误认为是在讨论‘历史重塑’的问题。但事实上在我的影片里,连结到历史的部分,通常只是作为讨论台湾当代社会问题时一个时隐时显的背景。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会处在目前的社会状况?这样的社会状况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中演变至今?我们可能的出路是什么?”(郑慧华《在“禁区”与“博物馆”外,创造另一种书写空间——陈界仁谈〈军法局〉》)

以巴特菲尔德对具体历史细节、偶然性和情境网络等因素的重视而言,陈徒手的新作《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三联书店,2013年5月)堪称另类范本,它提供了一份充满细节与感性的知识分子改造“所思图”。虽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课题在“1949年学”里已并不少见,书中所写的十一位一流教授也都是备受关注的头面人物,但书中大量援引的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原始档案所复原的“景观”,仍然使人思之心有戚戚焉。

本书“序言”里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本书使人关注的真相和细节恐怕首先是关于知识分子表现的党内汇报材料、个人检讨、会议发言、工作简报、处理意见等等。这类材料在某个人物身上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和对象群体的范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如从1953年初开始,“有关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以此为高层领导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提供第一手素材。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文革’期间另论),有的时候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北大中文系,关注对象还扩展到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名教授,他们的诸多言论和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第178-179页)。这些材料的名称五花八门,但是有些具有体制性的鲜明特征,如“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期”、“市高校党委办公室编《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期”、“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高等学校重要教授反映汇报》第×号”、“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等等;有些是各种会议的简报汇编,如“《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期”;其他的则是各种专题的情况汇报,如“北大调查组1961年6月《北大化学系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重点批判二十多位党外教授、助教》”等等。序言中认为这些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无论是否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见“序言”)。因此,撰写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这些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其次,另一种真相与细节存在于体制下的机构与运作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总是由各种程序组成的,序言中说到:“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团员操作。”书中谈到,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党委曾经事前制订‘双反’运动的作战指标和战斗计划,列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要求对每种人的思想改造目标需因人而异。对一些认识不深刻的顽固分子都提出不要‘烧焦’,要适当等待,网开一面”(第154页)。这些“布置”之周密,假如当事人当日知道了,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还有就是,真相与细节中充满了各种“奇观”。例如,在“双反”运动中,北大有些“中右”教授“主动要求党组织分配学生对他进行批判,让学生跟他们订批判合同”(第186页);又例如,冯友兰说现在的教师对学生来说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又不来(第96页)。在各种真相与细节的交错汇集中,知识分子的痛苦境遇与隐蔽心态跃然纸上。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七律·有所思》)作者说因喜欢最后一句的语意而用作书名,此亦不妨“有所思”焉。

标签:故国 人民 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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