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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传记与日本人的负面思维

2013年08月10日 13:57
来源:北京晚报

我作为日语作家出道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一心一意想用日语表达,其实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觉得当汉字与假名混装为一体时,其表达手段也许会多姿多彩,这个好奇是我之所以想用日语写作的最大原因。换句话说,我以外文写作的最初动机是来自于文本的内部,而不受文本以外的任何影响。

所谓“文本”,这里专指文学的范畴,一个是小说类的虚构文本,另一个是纪实类的非虚构文本。这对我来说,更想关注的是后者之中的明星传记。这些年,来自日本的小说中译本似乎变得越来越多了,具体是什么原因,虽然无从可知,但令人费解的是包括日本文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也鱼贯而入,虚构文本的读者市场神速膨胀,多少有些不适应。与此相比,反倒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一直受热捧,包括译者争议在内,都是值得欣赏的现象,因为他的作品毕竟已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种。

说来也奇怪,这些年有关日本小说的引进常常成为话题,甚至包括东野圭吾拒绝授权给国内翻译出版之类的小消息也变成了娱乐大新闻广为流传,但有关非虚构文本的引进却很少见报,至少从我关注的范围来看,几乎等于零。

文学的虚构是作家想象力的体现,其中不仅包含了实际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必须拥有使其升华的能力,相比之下,非虚构文本更着眼于实际生活,在很多场合下,作者往往是想还生活以本来面目,而不是达到什么升华的目的,这一特点在日本的明星传记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相扑横纲级大力士兄弟的母亲花田宪子的传记《凛》就是一本好书,它通过一位母亲和相扑房间的女主人的双重身份描述了大力士的内外世界,叙述平淡无华,但很吸引人。还有一本北野武的《余生》,描述了他写下这本书为止的54年的人生轨迹,同样是纯朴的表达,文笔看上去好像不喜欢渲染与夸张之类,很有一种拿事说事的感觉。

去年秋天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我开始翻译三浦友和的传记《相性》,这虽然是我第一次涉猎日本非虚构文本的翻译工作,但实际上从很多年前就关注了这个领域,包括上述的两本书在内,还有一本是已故AV女优饭岛爱写的《柏拉图式的性爱》,内容上是半自传体的文本,但叙述上的特点仍然是平静的,几乎看不出什么形容词和比喻的频繁使用。

《相性》在日本刚出版的时候,我是在首发的当天买到手的,而且一口气就读完了。全书序言中的最后一段打动了我,作者是这么说的:“虽说到了花甲之年,但我的人生并没有精彩到能写一本自传体的书供人阅读。我不觉得自己有那样的资格。在此,让我把出版这本书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全部捐献给震灾区,就算是对我的赦免吧。”

对应于译文“赦免”两个字的原文是“免罪”,通读了全书之后,我很难把作者的原句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因为我觉得他的叙述与“罪”无法直接衔接。

三浦友和是电影明星,年轻时曾是风靡一时的青春偶像,同时也是因为与山口百惠结婚而名声鹊起,关于这一点,他在书中如实表述为:“我已经意识到了她在演艺界的价值很快就要被我摧毁。”

不难看出,在这对“金童玉女”的背后,《相性》的作者始终是低调的,他不仅保持了低调,在很多时候的所想所思完全是一种“负面思维”。

所谓的“负面思维”,又称Negative Thinking,意思是指“人在行动之前的想法或者态度是退缩的,不积极的,乃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始行动。”有关这一概念,评论家船井幸雄先生著书甚丰,有兴趣的读者可当参考。

《相性》一书有这么一个细节,结婚后的三浦家经常遭到文娱记者的围追堵截,每天弄得心情不好。有一回,三浦友和看到一家周刊杂志上的擅自报道,而且与事实相距甚远,十分生气,于是跟熟人打听写这个报道的记者到底是谁。结果,在一次聚会上,熟人告诉了三浦那个记者就在这个会上。等到三浦看见了记者的模样之后,他的怨气已经没了,心想“就他,我算了吧”。

村上春树2011年荣获西班牙卡塔龙尼亚国际奖时发表过一个讲演,题目是《非现实的梦想家》,其中尤其谈到日本人的性格,他说:“日本人擅长忍耐,而不擅长爆发。”其实,如果理解村上春树是一位职业小说家的话,他这时所强调的恐怕不是日本人的性格,而是日本人的思维。

《相性》这本自传体的书实际上是一个减法的描述,平常的日子永远是平常的,无论是明星,还是被媒体穷追不舍的一个家庭,作者保持了泰然处之的姿态,不喧不闹,不厌不弃。但与此同时,书中所描述的他与爱妻山口百惠之间的相契相安却非常清新,犹如一条溪流碧水,读后让人心静。

我一直以为,日本的明星传记不仅是这本《相性》,还有同类题材的非虚构文本都能看出其详细的写作类型。当然,作为超级明星山口百惠的存在对三浦友和的自传无疑是最大的被关注的筹码。加之她21岁嫁给三浦之后就彻底从演艺界引退了,近乎神话传说一般,其青春阳光的形象被瞬间定格,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最后让我把话题还是说到前头,日本人的负面思维之所以能较多地体现于明星传记之中,而不是虚构文本的小说,其中的一个理由莫过于书的作者不是职业作家,而仅仅是自己生活的记录者,就像一般的日本人一样,他们是一批从未受过职业训练的写作者,一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这个情景就像日本人送你礼物总喜欢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请让我赠送给你吧。”天下或许没有比这句话更地道的负面思维了。

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民族必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相互之间也许会留下彼此可以借鉴的空间,仅从这一点上来说,《相性》这本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的明星传记,对国内读者也许是一本新鲜的读物。

(本文作者为旅日作家 神户国际大学教授,《相性》一书的译者)

三浦友和

说家庭

“相性”在日语中有着“投缘”的意思。彼此性格“合得来”,“相吸相引,做什么事都很容易产生共鸣”,这就是相性好。三浦友和用这个词来解释他与山口百惠的美满婚姻:“我可以说是遇到了与自己相性非常好的女性,并且与她完婚。从相遇到现在,已经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年相知、相爱的幸福生活,证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错觉。”

负责的意义

一九七四年,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因为拍摄格力高的电视广告,第一次见到了妻子。同年一起出演了电影《伊豆的舞女》之后,社会上一直称我们为“黄金搭档”。在我们结婚之前的六年里,拍电视广告,拍电视连续剧,一年还拍两部电影……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一起。后来有人问我:“那么忙的时候,你们怎么约会呢?”其实,我们完全没必要约会,因为在拍摄现场总是在一起。还有人问我:“你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恋爱感觉?”这个问题可让我困惑了,不是要隐藏什么,说来也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而当我发觉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这样。

当时是无意中说的,还是半开玩笑说的,或者是真心说的,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我确实说过:“这样的关系再继续下去的话,那就结婚吧!”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我也记不起来了。

一九七九年的新年,我们为拍电视广告到了夏威夷。我和她都是一月份出生的,她满二十岁,而我马上就要二十七岁了。当时,她跟我说:“要是结婚了,我就不工作了。”

现在想起来,她这句话是我的一次大转机。在这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未来,觉得原有的状态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我的错觉。那时凭着年轻气盛,有股只是往前冲的力量。对于结婚这件事,也不例外。

我也曾认真地想过,究竟想走到什么地步,觉得有些茫然。我也想过妻子会照常工作,而且她继续工作的条件都是具备的。

然而,她回归家庭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在此,我初次领悟到了“责任感”,好像有个开关已经在我生命中打开。因为她说“不工作了”的这句话,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我这个男人!为了这个二十七岁,还算不上三十而立的男人,她放弃了已经拥有的一切,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出来,托付给我。哪怕是再迟钝的男人也会明白这样的重任,我当然要回应她:

“好吧。我来干!”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之前,有关我们两人的关系,被媒体写得乌七八糟,要是结婚、引退的话,还不知道会弄出多大的花边新闻呢。我的预想太天真了,很快就领教了一场骚动。不过,这时我已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而且它让我萌生了自觉的责任感。

“我不出轨”

这句话是结婚时我在内心深处决定的。与其说如果我出轨了怎么办,还不如说我绝对不背叛我的誓言。“人做坏事必遭惩罚”,这是我从小就听奶奶说过的话,这个誓言是这句“遭罚”警句的延长线。这事说给别人听,也许会被当成笑话,但我是认真的,坚信不移。

现在,为了绝不食言,我做出了三个决定:第一,五十一岁开始戒烟;第二,生活方式不投机取巧;第三,不出轨。看上去就这么三件事,但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追加个什么决定,也许我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预感到有关的决定也许还会增加。而当初我能做出这些决定,就是因为结了婚。

我一直认为,这并不是曝光或不曝光的事情。要是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为所欲为,最终是会遭报应的。

我不信宗教,但相信有神明的存在。并没有人向我宣讲,那样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世间的事物是有合理安排的,投机取巧也许暂时能应付得了,从长远看却有负面影响。

“人在演艺界无绯闻不红”,有的人这样认为。对这么想的人,我并不持否定态度,只是觉得这些人“器量真大”,和我不同。我不出轨是为了妻子,这就是我的原则。

当然,看见妻子以外的女性,有时也会觉得对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硬把这种感情压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绝对不出轨。我制定了这个规矩,仅此而已。这不是对妻子的宣言,而是我心灵深处的决定,我一生都将遵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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