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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之争”与台湾庶民史中寻找身份认同

2013年09月13日 00:01
来源:东方早报

19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兴起,台湾大学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

■ 台湾作家郑鸿生《青春之歌》《寻找大范男孩》《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引进大陆出版

郑鸿生说,写《青春之歌》的动力是“算一笔老账”,《寻找大范男孩》和《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写庶民史,一方面是写父母亲,另一方面也是呈现出一个时代。

郑鸿生说,写《青春之歌》的动力是“算一笔老账”,《寻找大范男孩》和《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写庶民史,一方面是写父母亲,另一方面也是呈现出一个时代。

19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兴起,台湾大学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那时台湾正处在中国大陆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开始和解后的极度焦虑不安状态,各种立场的人争相发言。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为两年多来的校园躁动画下了句点。30年之后,当年被裹挟其中的台湾作家郑鸿生搜集资料,寻访老友,整理回忆,记录下当年台湾知识青年的群像,是为《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此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后,被列入台湾清华大学人社系文化研究课程的参考读物,被台湾交通大学教授陈光兴称为“理解台湾1970年代思想状况必读的著作”。日前,此书与郑鸿生的《寻找大范男孩》、《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一起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读到《青春之歌》后,认为两岸的历史也有相似之处:“大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台大学生也提出拥抱斯土斯民、到民间去的口号;大陆青年贴大字报的时候,台大校园里也贴出了反对国民党特权阶级的海报;1971年大陆青年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震惊不已时,台湾青年也经历了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思想震荡。”他由此感觉,大陆与台湾不管怎么隔离,仍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整个时代的荒谬都纠结在这些断简残篇之中”

郑鸿生1951年生于台南一个小康家庭,作为二战后台湾婴儿潮一代,他从小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中国”是从一张地图开始的,“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1960年代台湾对出版的控制放松,新书、丛刊的层现,使10多岁的郑鸿生接触到了李敖与柏杨等对传统的批评,而一些大陆迁台的出版社大量翻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书旧刊,即便无法涉及“左翼”文学,也颇令他领略了一番“五四的重演”。与此同时,美国文化开始全方位进入台湾,带给这个当时身处台湾最保守之地的少年的,不仅是反对越战与民权运动、摇滚乐与新浪潮,更是其中反对体制压迫、追求个性自由的主张。

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美、日发达国家的美好样板,当时还是台南一中学生的郑鸿生无法认同当时的“国府”统治,因此他放弃了父母所期待的学医道路,在高二下学期改学文科。同期转科的还有出生于台南贫困家庭的陈水扁同学,“他这时给人的印象是用功读书、心无旁骛的乖学生。”

因为出版的放宽,一部分“附匪作者”的禁书也“改头换面”在台湾出现,1968年,郑鸿生读到了署名“费通”的《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费孝通的对中国的差序格局说使他感觉手握了解中国之谜的钥匙,在填写大学志愿时,郑鸿生只选了当时仅有的开设社会学系的四所大学,最后他被台大社会学系录取。

但当时的台大难免使这个满怀幻想的青年失望,“不只校园里没有殷海光与李敖,系里也没能找到如费孝通的大师。”但这种导师缺席的环境,或许反能将学生们推向前台、加速成长。大一开始,郑鸿生与同学们一起办学生刊物,曾因为选登了萨特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文章,被校方要求撕掉后才能发行。当几个同学留在办公室一页一页撕书的时候,他觉得“整个时代的荒谬都纠结在这些萨特与布哈林的断简残篇之中”。

1970年代的“青春之歌”

郑鸿生进入台大前一个月,哲学系教授、逻辑学家殷海光病故。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也是当时台湾名重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因公开批评国民党被免职而来到台大教书。但相比之侧重技术分析的社会学,台大哲学系仍有殷所留下的自由批判精神,郑鸿生自大二开始转入哲学系。而1971年春天的台大保钓热潮,也主要是由这群学生掀起的。

在30年后的《青春之歌》里,郑鸿生可以较为从容地反观当时这群“左翼”学生掀起的运动:1970年开始,台湾的联合国席位岌岌可危,中美关系却正值破冰,台湾青年微妙而不安的中国情怀也借由钓鱼岛事件一触即发。此外,当时威权统治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在此事件中愈发暴露了“对内腐败,对外无能”之相。至1971年10月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更是打破了其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郑鸿生认为,这个崩解与重组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

而郑鸿生本人,更由此对美国产生了怀疑:“美国不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吗?为什么只因为日本是其亚洲反社会主义同盟,就将明明归属中国的钓鱼岛交给日本?其自由民主是只对美国或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吗?”

保钓事件推动了台大校园的民主进程。是年12月,台大学生还举办了一场“国会”是否应该改选的讨论,当时的法律系四年级学生马英九慷慨发言,认为法律乃人为,“国会”应该有新陈代谢,对于“国府”来台后就未曾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马希望其“本诸天良,懍于大势,自动声请终止职权”。

这些在今天的叙述中看来似乎衔接顺畅的学生运动,在当时,是在校方以及亲国民党派学生的压力下冲出重围的。在种种论战中,保钓派师生一直受到“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与校方乃至“国府”的质疑与围剿。1973年2月,在台大学生的“民族主义论争”之后,保钓派师生陆续被抓捕,后虽得到自由,但当年哲学系研究所突然停止招生,使即将毕业的郑鸿生们只有当兵一条路;而后陆续解聘13名哲学系教师助教,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因为不想回到被清洗后的哲学系,当兵结束后,郑鸿生选择了去美国留学,为求温饱,他选了当时正热的计算机系。当时积极参与保钓与校园民主的同学多如郑鸿生,放弃了哲学,也没有从事政治。

这场哲学系事件,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这几届学生与老师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肃清“左翼”学生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被一并抹杀。直到5年之后,台大才出现新的“反对派”的学生社团,但与前代学生的精神联系已经断裂,自由之声微弱,启蒙精神缺席,郑鸿生描述为“只能在无需知性论辩、只要诉诸狭隘的‘我族’情绪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吸取养分”。

郑鸿生搜集资料、写作《青春之歌》的时候,正是民进党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他感喟从他们这群战后新生代开始,一直在造国民党的反,终于到2000年,国民党被拉下台。但夺取政权的,恰恰是在校园论战时围剿这群保钓学生的群体。

代际差异的反思

1975年郑鸿生来到美国,当时几乎没有大陆留学生,台湾留学生自称“老中”,将美国人称为“老美”。一次郑鸿生与一“老美”交谈,说到我们Chinese如何,“老美”立刻纠正:你不是Chinese,是Taiwanese。接受国民党教育的郑鸿生觉得莫名其妙:身为中国人,在他这一代是理所应当的。但身份认同的疑惑,自此在他心里埋下伏笔。

在《青春之歌》中他曾解释台大哲学系大清洗造成的思想界断层,但种种外界力量强加台湾造成的代际断裂,自1895年乙未割台时就已经开始。不同于《青春之歌》的注目自身,《寻找大范男孩》开始由此反省一代乃至数代台湾男性,通过追溯父辈祖辈的经历,寻找台湾男性的历史感如何被切断又被嫁接,在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不同现代化冲撞中,在几代人经由殖民、回归、分断、疏离种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后,试图梳理当今人们心理及政治表现的形成缘由。

在解释台湾的代际差异时,郑鸿生反反复复回到1963年他家的餐桌之争。是年10月,中国大陆一个机械代表团访问日本,一成员凌晨脱团,最终被日本政府送回大陆。当时台湾报纸连续报道,抗议日本的行为,初中生郑鸿生也在家中餐桌上大加抨击。郑鸿生的父亲却为日本政府辩解了几句其为难之处,遭到了郑鸿生更理直气壮的反击,父亲当时无话可说,只得吃饭。

那个无言的父亲反复出现在郑鸿生的回忆里。很多年后,他终于有能力反思这样的代际差异:父亲出生在1910年代,接受的是日本殖民的现代化教育。一方面心理上有为“清国奴”之耻,另一方面,日本给台湾带来的现代文明与效率,确实令这一代台湾人认同。而当1945年国民党登岸时,当时的台湾人看到的是“落后”:军纪不良,军容破落,衣衫不整,身上还背着做饭的大锅。

生在保守的台南,郑鸿生从小就听过“水龙头”的故事:国民党军队看到台湾的水龙头竟然能出水,感觉非常神奇,于是找来往墙上一塞,还疑惑为什么没有水。多年之后,这个段子已成为老哏,成为民进党每次选举羞辱对手的方式。而在郑鸿生看来,当它还作为一个街谈巷议的笑话时,正是接受日本文明的父辈在“国府”统治下失语失势后,采取的民间对抗方式。

这种失语,并不是象征层面上。郑鸿生的父亲接受教育习得的“官方语言”是日文,家中“方言”是闽南语,尽管光复后自学了白话文,但能力仅止于日常交流,平时的思考、阅读语言仍是日语。当儿子振振有词将习得的大道理以“国语”表述时,上一世代的父亲确实无“言”以对。

但如同历史的怪圈,郑鸿生想到,更早之前,他的祖父辈面对父亲辈也曾出现失语。他的祖父辈接受的是汉文私塾教育,与日常的闽南语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更为古雅的闽南语,可以以此思考、论述、书写、阅读文言文经典。而这种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语言,令他们始终心怀彼岸大陆,即便处在被割让的境地,当时的台湾青年也还是为辛亥革命成功鼓呼,甚至在袁世凯篡帝时,台湾医学院的精英学子们,推举了两名学生偷偷前往北京企图刺杀袁世凯。

以这样的对照,郑鸿生的《寻找大范男孩》,与其说是寻找,不如说是在历史脉络中爬梳台湾社会的“大范男孩”是如何失去的,以至于成了今日的“欠缺”和“萎缩”。“对父祖辈生命历程的理解,有助于如今不再无言的我们这一辈战后新生代台湾男性的自我理解,包括我们种种看似可笑可议的政治与社会行为。”

未被意识形态收编的庶民传统

回到郑鸿生家1963年的餐桌,不管男性饭桌话题的潮流如何变化,唯有一种声音不变:母亲加菜添饭的嘱咐。

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对台湾精英阶层的影响中,能全身于外的,多半是传统女性或下层阶级。郑鸿生发现,相对祖父一代需要经历的断发、易装,祖母仍延续几千年的“男降女不降”传统,一生都作唐装打扮,其精神养料不是经典典籍,而是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

小时候,郑鸿生的祖母常带他去看歌仔戏。而在上世纪60年代黄梅调盛行之时,即便不懂国语的祖母也去看了《梁祝》,且还看懂了,因为这属于她的歌仔戏目资源。

但相对祖母毕生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郑鸿生的母亲是台湾较早的“洋装”一代。不仅因为她身为洋裁师傅的职业需求,更是因为在现代风气下,服装成为新一代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象征。

如同郑鸿生的其他几部作品都具有的多层面向,《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作为一部庶民史,是一个儿子对母亲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进洋裁工厂,专程赴日学习洋裁技术,而后开设培训学校的一甲子岁月的回顾,但在另一个层面,也由这个颇带性别身份的行业,反映了那些年台湾女性职业状况、身份地位的变化,甚或折射了其与台湾纺织业、成衣业及大经济环境的关系。

相比精英男性,如郑鸿生母亲这样的台湾女性,其身份感更多并不是来自于学校教育。郑鸿生的母亲之所以学洋装裁缝,就是因为日本妇女杂志上常常有制作纸样,而那类杂志提供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的美学,令郑鸿生母亲所心悦诚服地接受。

日据时期的台南,女性可以着传统唐装,新式洋装也渐渐流行,但惟独不允许的,是与“对岸”有联系的服装。当时也有一部分台湾男性因为无法忍受日据环境而投奔大陆,带回台湾的不仅是抗日情势,也有流行时尚。郑鸿生母亲据此自行裁制了上海流行的新式旗袍,但穿上街被日本宪兵看到,呵斥其为“清国奴”。直到国民党登台后,旗袍才因为军官太太们的推广而风行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表示,在郑鸿生这三本以生活细节串联起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的作品中,她最喜欢的就是《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在遭遇了文化共同体内外冲击、表层发生断裂后,是女性的庶民传统保持了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最有效地表达自身经验。”

孙歌认为,郑鸿生这三本书,体现了他哲学系出身的天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之外,藏有他的分析与思考,而又因为三本书各有侧重、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互补、立体的有机结构:“最可贵的,是郑鸿生一直没有脱离自己的经验讨论台湾的身份认同这一话题,保持了对这个问题复杂性丰富性的完整呈现。”

郑鸿生说他曾读到当时一位抗日领导者林献堂的资料:1907年林献堂到日本旅游,听说梁启超当时在神户,就从东京一路寻找过去,经过几番周折,在奈良一座旅馆中遇到了梁启超。林献堂向这位偶像求教台湾前途问题,梁答曰:30年内祖国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看来他实在太乐观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面对这个问题。”在这三本书三联版出版的座谈会上,郑鸿生以此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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