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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
2010年01月12日 09:14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柏林墙:二十年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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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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