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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五四”三人行》:回头路断不可走
2010年01月15日 09:05文汇读书周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五四”三人行》 石钟扬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喜欢读简洁明快的文字,厌恶拖沓啰嗦琐碎。前不久,看到一部书名动人的书稿,可浏览一遍就不想深读了。本来是一个时间跨度短、人物也不多的历史事件,作者竟大量堆砌别人的观点各异的文字,又不肯明白表示自己的见解,结果是一笔糊涂账,浪费了那么多笔墨。读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把它放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钟扬写书,从《金瓶梅》、《三国演义》古典文学研究作品,到《文人陈独秀》、《天下第一刊〈新青年〉》历史研究著作,都好读。这是因为钟扬的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论据妥贴,晓畅明白。可谓史有真实,文有丽采,哲有思辨,与俗文庸书迥异。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从观点到写法,都有新异不凡之处,比前两本书更有看头。

《三人行》是写“五四”启蒙的书。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追求光明摆脱黑暗,崇尚知识鄙薄迷信,运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导科学拒绝愚昧,实行民主铲除专制,以期再造文明复兴中华。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把人权放在任何政治权力之上,应当是启蒙之根本的根本诉求。

中国人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那时的谠论伟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专制和愚昧,当人人痛而谴之。

陈独秀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五四”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陈独秀6月间散发传单之举,则是对学生行为的最危险的模仿)。“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蔡元培,始终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鲁迅今朝如健在,不当右派须钳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泽东于1957年对上海文艺界的谈话,并不令人吃惊。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们的遭遇又会怎么样呢?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接受与反接受,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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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铁健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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