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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斯蒂夫·富勒《知识分子》:立场比学识更重要
2010年02月01日 09:36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去年在网络上读到吴万伟翻译的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的一篇千余字的短文《绝迹的知识分子》(The Vanished Intellectuals)。富勒在文中列举的事例及评价引起了我的兴趣。萨特和阿隆虽然“他们浩繁的著作对所有的学术领域,……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两者故后,在这些领域都受到抛弃、忽视,或低估、沉默、消失了,人们记得的更多是萨特和阿隆对所谈问题的态度,而不是他们实际的观点”。而萨特和阿隆“的命运其实是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承受的宿命。伟大的知识分子,像阿尔伯尔(Abelard)、伊拉斯谟、伽利略、伏尔泰、左拉, 和罗素,每个人都挑战他们自己时代的信仰。现在觉得他们的成功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可能对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著作中使用的方法退避三舍:讽刺,欺骗,甚至编造杜撰”。 富勒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宿命”的评价是: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伦理道德:真理的最终结果使得你碰巧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成为合理的了。这是因为完整的真理很少在任何时代完整传递下来。”二,“这种伦理道德在当今的世界是难以接受的,是让人反感的。知识被当作不动产一样分配给各个学科。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学者可能被看作把探索的手段当作目的的人,但是对学者来说,知识分子就像漫游者,擅自进入别人的领地,摘人家的果子,抢夺别人的劳动成果。” 光从短文中这些文字,我还不清楚作者富勒对萨特、阿隆、阿尔伯尔到罗素历史上的这类知识分子的评价到底是褒?还是贬?换言之,还不能够很全面了解富勒的知识分子观,因此出于好奇,找来2005年出版的富勒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一读,才对富勒的知识分子观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富勒这本书讨论的问题都是当今中国读者关注的热点——知识分子的特征?与专家学者、哲学家有何区别?知识分子怎样获得人们的信任?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由、平等、博爱”哪个最重要?等等。全书分三大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四个课题”、“知识分子与哲学家的对话”、“对常见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回答”。后两部分采用自问自答方式的叙述,简易、明了。这种叙述方式,可能也是富勒力行、实践自己在书中提到的知识分子应比哲学家、专业学者更接近大众这样的准则。在这本书中,富勒对阿多诺(Thodor Luding Wiesengrund Adorno)、布特勒(Judith Butler)、齐泽克(Slavoj Zizek)等都有口无遮拦的苛刻的批评,也值得一读。不久前读到《上海书评》(2009年11月29日)所载的李继宏批评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的书评《学识比姿态更重要》。李继宏的文章列举了孙著三大问题——“肆无忌惮自我抄袭”、毫无经济学常识、援引西人著述多不标明出处之后,指出我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有了反腐败姿态就可以自己也搞学术腐败,制造低劣学术产品。富勒这书的主要观点正好与李继宏文章题目“学识比姿态更重要”相反。

在《知识分子》中,我读到了富勒在《绝迹的知识分子》一文中没有叙述的核心思想,即“完整的真理很少在任何时代完整地传递下来”。而一般的专业学者掌握的往往是“单一的真理”,只是“完整的真理”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完整的真理”,后者满足于掌握“单一的真理”,甚至“把探索的手段当作目的”。两者的对立,分别和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维柯与笛卡尔的对立相对应。笛卡尔主张批判一切貌似“真”的事物;维柯却认为属于“常识”、貌似“真”的东西也不能轻易抛弃。

富勒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要把现世生活放在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自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强调人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拒绝自己的思想脱离所处的时代。富勒在“知识分子追求作为整体的真实”和“为何广度比深度更重要?”两节中,都是强调去发现未曾有的公共性的知识是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知识分子要向虚张声势的权威挑战,需要跨学科领域,养成庞杂的阅读习惯。富勒认为,假如说现在的经济学界研究有那种“路径依存”的习惯,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要追求普遍的、重要的真理的路径只有一条——怀疑权力庇护下的原理。因为真是普遍真理的话,没有取得权威也能长存。

在富勒看来,知识分子在现世生活中,一般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强者,把权威主义的政权非神话化。而这种神话化,往往是利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权威制造出来的。政治家与科学家相互依存是一种最坏的状态。姑且不论学院里的科学家、专家的经费来源可能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中政治家不仅可以把责任推卸选举或民意测验的结果,还可以以科学的名义、凭借科学的权威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科学研究成果往往带来民众对科学家、专家及其成果的信赖。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通过追踪来判别、确认科学家、专家成果(其中很多是“单一的真理”,不能普遍运用)的适用性,来消除过于迷信的信赖。比如,某种药能使得某人的癌缓解,不等于可以说人类征服了癌症;再如,某个政策能降低美国贫困地区的犯罪率,不等于这种政策在英国贫困地区也能同样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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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善喻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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