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虹死了。与此君断然弃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现他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千丝万缕的牵系。

“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跃”？“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生长”？在种种猜测或者抽象的演绎中，余虹的遗照沉静而超迈，视线所及，跳过很多人的头顶。我想，有着这样一幅沉静面容的人，大概，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的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

生与死，一向是吾国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竭力参详的大命题。千年以降，因为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缺失，传统知识分子的生与死，往往也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品格。肉体的生命、现实的价值乃至文化的人格，都操纵在别人那里，按照别人的意志存在或者消亡。正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此种恶名，便是这种畸形人格的极端体现。

此种人格发展到极致，则是王国维先生的自沉。或者说，王国维先生在现代社会破晓时分的选择，为此前的时代、此前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小结，以一己之身殉了千年道统。其选择使曾经的圆融通达再度回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命中解决了怎么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似乎暂时不再困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了。

再往后，西方的生命哲学渗透进来，我们也有了“诗人之死”。在决绝的放弃姿态中，在一缕一缕微茫的血色中，我们沉痛地发现，诗人们在找回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同时，也毫不爱惜地把它们抛掷了。余虹说，“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问题是，生命尊严如果以失去生命获得，又是怎样伤痛的悖论呢？

1994年4月的一个雷雨之夜，年仅34岁的文学博士胡河清以“惊叹号的方式”（李劼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胡河清君容貌清雅，沉郁中深藏着热烈；其文更是灵动晶莹，底气足足，端的是文气通脱，以才驭识，才识俱佳，当属评论家王干界定的“南方文体”，“是一种与河流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当年我第一次撞见胡河清的文字时，惊艳和痛惜一并袭来，几乎失语。

我还记得，当时以及其后的很多论者，都在描述胡河清君的精神高洁，“他的死仍然是生命的胜利，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毁生命的尊严和骄傲。”（王雪瑛《混沌与透明》）更有论者甚至把他比作怒触不周之山的文化共工，“使天地为之撼动”。当时的我，在受到震撼的同时，并没有想太多、太清楚，思想仍更多停留在胡河清精美的文本上。

然而，在听到了接二连三的“诗人之死”的消息后，渐渐地，我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钱钟书先生评价胡河清的文章是“追寇如巢穴”、“刁无锡”，我没有那样的文化功力，但透过纷纷攘攘的对于诗人之死的悼念文章，我感觉到，歌颂以死亡求得生命尊严的论调，似乎隐含着一种类似于“谋杀”的意味。对胡河清如此，对海子如此，对现在的余地、余虹也大都如此。